赤白对立导致失败

　　袁凌：分田地的效果不如预期，红军还会得到农民的普遍拥护和欢迎吗？

　　黄道炫：打土豪分田地之初，由于得到了一定实惠，苏区农民对于红色政权是拥护的。但随着苏区粮食征集和扩大红军的压力，农民的倾向也在变化。

　　查田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获取钱粮满足苏维埃政权的需要，中央苏区在三个月内没收和强制捐款600多万元，相当于田赋收入的十几倍。各地组织了粮食突击队，对粮食的挖掘到了最大限度。这自然带来农民的离心。红军撤离苏区后国民政府的调查显示，越是查田运动彻底之区，农民对于苏维埃政权越无怀念之心。

　　到苏区后期，“扩红”也由鼓动变成了强制，兵源穷尽。由于军粮和家中口粮缺乏，农民当红军的积极性下降。开小差成为普遍现象，1933年底仅瑞金一县逃兵就达2500人，枪决和捕捉都不能制止，一般新扩红的部队逃亡达到四分之一以上。

　　袁凌：苏区后期主要面临哪些困难？

　　黄道炫：在国统区军事和政治的挤压下，苏区面临着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压力。“扩红”造成了劳动力缺乏，进一步带来粮食产量下降，两者形成了恶性循环，成为无法解决的矛盾。

　　从经济上说，苏区的城乡对立打击了工商业，又破坏了借贷关系，导致物资流通困难，加上国民党的封锁，使食盐、布匹和农具等都成为大问题，甚至需要刮厕所的底土熬盐。苏维埃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脱产人员过多。为了缓解财政困难，苏区大量发行纸币，通货膨胀严重。

　　单纯就苏区自身说，已经资源耗尽，无法支持战争。

　　袁凌：理论上说，只要革命星火燎原，苏区不断扩大，中央苏区的内部困难是可以解决的。这也是中共革命理想的范式。但现实中为何演变成了赤白对立呢？

　　黄道炫：赤白对立，是共产党控制的苏区和国民党控制的白区的对立，原因是苏区自身资源不能支持的情形下，被迫到白区“打土豪”。打劫的目标并不只是地主富豪，而扩展到了白区一般老百姓，如以有猪有谷有鱼为标准乱打，实际上是掠取一切资产。

　　每次红军出动，农民组成的赤卫军跟随，名义协同作战，实际是打胜仗后分东西。游击队乱打土豪更为突出。打下了县城，苏区农民也跟着进城乱抢工商户，造成城乡对立。

　　单纯的掠取行为带来了白区民众的反感，其间又掺杂着宗族仇杀的情绪，进一步使赤白对立成为铜城铁壁。

　　袁凌：当理想中的阶级斗争演变成为赤白对立，土地革命是否走入了悖论？

　　黄道炫：应该说赤白对立和中共阶级革命的宗旨存在错位，相当程度上挑战了革命的理念。红军进入白区，分田地已经不重要，打土豪变成了首要目标，而所打的可能是理论中应该发展的革命对象。赤白对立，意味着苏区已经陷入资源消耗陷阱，失败成为定局。

　　袁凌：苏区的失败，主流的说法是在反围剿战略上犯了左倾错误。如果继续采用毛泽东游击战的军事思想，第五次反围剿会胜利吗？

　　黄道炫：实际上，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红军领导层也并非没有尝试打游击战、运动战或诱敌深入，以后演变为阵地战是大势所逼。即使是臭名昭著的“短促突击”，也只是困境中一种机动的选择，并非一无是处。应该说，不论红军的战术如何舍取，从客观态势上看，苏区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

　　至于前几次反围剿的成功，也并非全是游击战术的奇迹，而是内外态势的合力。前两次围剿，蒋介石思想上对红军不够重视，全部使用杂牌军；第三次围剿，蒋介石首次投入了中央军和嫡系将领，亲自坐镇，红军处境困难。但由于其间发生宁粤冲突，两广地方实力派另立国民政府，特别是爆发了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需要平衡国内的政治局势，围剿不了了之；第四次围剿，日本人又在北方发动了热河事变，蒋介石被迫抽调兵力北上，组织长城抗战，因而撤兵。到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暂时无内外之忧，再加上改良军事政治战略，奇迹就不再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