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钰：我还没有体会到真正没有父亲的感觉，一直等说学费没有钱了，家里没有东西吃了，那时候才知道比较严重了，等到我中学毕业了，我要去念大学的时候，我就考虑到，假如有父亲，我也许念普通的大学，不会去念警官学校。虽然生计出了问题的时候，母亲是尽量抚养我们，我们都是有饭吃，然后那些亲戚，她还是照样每天要烧煮饭，烧菜给这所有的亲戚吃，所以我母亲伟大的地方，她做人我学的最多的是，不是我爸爸，是我妈妈。

　　解说：和李家的奋斗故事一样，如今定居澳门的黄似兰，在船难后，为了处理母亲在上海和广州的遗产，小小年纪独自一人从台湾又重回广州，因国共政权的移转，再也回不到台湾。

　　黄似兰（太平轮罹难者家属）：那时候我觉得最苦的就是，你说一个小孩子那么小，没有父母，得不到大人的温暖，有时候想起妈妈我就会哭，想起妈妈或者给人家，受人家的欺负，或者自己受到挫折，我都会想妈妈，我想如果我妈妈在的时候，她一定会在我摔倒的时候扶我，把我扶起来。

　　解说：对母亲永远的思念，也给了黄似兰努力的勇气，如今黄似兰已是澳门著名的妇科专门医师。

　　原本住在台南善化的孙全堂，在父亲孙孟民离去后，家里的亲人被命运之神一一击落。

　　孙全堂（太平轮罹难者家属）：他（祖父）听到我父亲遇难以后，他一看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举目无亲，也没有人讲话为什么呢？他痛苦地自己自裁而死，自悬而死。我母亲也在痛苦，她自己都不想活了，那她，她管那个小妹妹，那我小妹妹现在讲法就是她（小妹）就是饿死了。

　　解说：船难不仅改变了船上旅客家属的命运，中联公司船东的后代，也躲不过命运的捉弄。这是股东周庆云的孩子，兄弟姊妹们难得在一起聚餐，今天他们感激的是毕竟大家已经从苦难中走了出来。

　　周琪敏（中联股东周庆云后代）：这大年初一的中午，我们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两菜一汤，一个很少的肉丝咸菜，还有那个青菜，还有素汤，没了。

　　周琪雄（中联股东周庆云后代）：后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能过了，母亲身体不好了她不工作了，我身上满算只有四、五块，父亲厂里辅助费不来了，他说你们这资本家怎么能辅助，就把它哗，就断了，到那时候母亲这么苦，把家里东西，有的东西都卖光，没几件东西，母亲就去卖血，一个月卖3到4次血。

　　解说：上千个罹难者，有上千个令人心碎的故事。但人们更唏嘘的是，一个罹难者的离去，很可能影响了一个时代。

　　她是钢琴家吴漪曼，她的父亲是知名的抗战作曲家吴伯超，也是太平轮的罹难者。2010年，在太平轮纪念协会成立记者会上，声乐家演唱着吴伯超所做的抗战歌曲，这位南京音乐院的校长，满脑子都是养成下一代音乐涵养的梦想。

　　吴漪曼（太平轮罹难者家属）：父亲在国立音乐院，许多外籍名师呢，都在上海，父亲向几位年长的下跪了，要请他们一定要来任教，那老师们非常地感动，通通都从上海到南京的国立音乐院和常州的幼年班去教学。

　　陈澄雄（知名音乐指挥家）：时局很乱，他顾虑到再下去，可能啊，这个学校等等各地方啊，后方都会遭受战火的困扰，所以他才觉得有必要到追随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寻觅一块地方，就是要把那个学校啊，要移到台湾来。

　　解说：致力于幼儿音乐教育的吴伯超，是台湾音乐界的遗憾。

　　陈澄雄：如果他（吴伯超）上的了岸的时候呢，我相信，台湾的音乐会因为他，这个幼儿的培训呢，提早10年在台湾落实。

　　解说：为了让父亲的音乐可以延续下去，吴漪曼还为父亲举行了音乐纪念会，收录父亲的创作编曲，这是她对父亲最深，也是最有意义的怀念。

　　2010年5月，长天制作团队和太平轮纪念协会筹备了近半年的时间，带着来自两岸三地的罹难者家属和生还者，共23名，来到浙江白节山海域，举行太平轮海祭。团员中最年轻的徐瑞娣66岁，父亲是太平轮船员，最年长的是91岁的生还者叶伦明。这一群老人家们不辞千里的舟车劳顿来到太平轮出事的海域，对亲人说出当年来不及说的话。

　　黄似兰：今天来到当年你遇难的现场，让我再一次拨开我心底的伤疤，去寻找我童年生命的轨迹，妈妈，您安息吧。

　　徐瑞娣（太平轮罹难者家属）：61年前在太平轮遇难的先人们，我的生父，你们的魂魄终于可以得到安抚了。

　　太平轮罹难者家属：今天来给你献花，也顺便把爸爸、妈妈的照片，我要献给在海上给您，请您多照顾妈妈，妈妈真的很辛苦，很辛苦。她抚养我们这么大了。

　　王兆兰：大姐对不起小妹，我没有牵住你，我没有拉好你把你放掉了。

　　太平轮罹难者家属：六十年以后，我们来看你来了，你的女儿，已经有了两个女儿，有了孙子、孙女，家里生活非常幸福，你的兄弟姐妹现在也很好，已经做了太公了，在咱们，从你爸爸妈妈下来，已经差不多90个人，都委托我们今天，来悼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