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对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诬陷周总理，说什么“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却不正面答复，只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地耍花招说：“我那次谈到了周总理吗？我没有提到周总理吧？我会说周总理吗？好像我只说了邓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当问他为什么去长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医院的周恩来汇报时，他帮作吃惊地说：“哎呀，这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当时就想不到了呢？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一副既要装老实，又想耍滑头的丑态。

　　另一次，我们就王洪文利用所谓“伍豪事件”整周恩来之事，找他谈话，他再度在我们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1932年，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下，上海的《时报》于2月16日、17日，《申报》于20日、21日，连续刊登了一个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以此来瓦解共产党，破坏周恩来的名誉。这时周恩来已到了江西中央苏区，上海的中共组织随即在2月22日《申报》上登出启事，意在辟谣。2月27日，又在我党创办的《实报》上刊登伍豪启事，戳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阴谋。3月4日，中共又通过《申报》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要启事》，进一步辟谣。

　　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来。江青集团如获至宝，要用国民党机关制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经破产的谣言，来诬陷周恩来，从而制造一个打倒周恩来所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型炮弹”。

　　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用事实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和江青从不同角度诬陷周恩来的问题，给予了有力批驳，并且点着当时装着闭目养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这才承认了事实，点了头。毛泽东当时做结论说：“这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是国民党制造的谣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经作了结论以后，还下令给他在上海图书馆的小兄弟，要他们继续搞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

　　当我们讯问此事，王洪文对他曾在毛主席已经对“伍豪事件”作了结论后，仍然借此整周恩来的事实矢口否认，还赌咒发誓、捶胸顿足地说他“绝对不会反对周总理。”

　　对他的抵赖，我们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结论的政治局会议后，他本人还要搞“伍豪事件”的亲笔批示。面对证据，他紧张得大汗淋漓，尴尬不堪地自言自语说：“我，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还，还有这样的批示呢？我，我怎么会……?”

　　我们追问：“这是不是你自己写的呢？”他见白纸黑字，再无法推脱，不得不说：“这，这倒是我，我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