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周恩来受到批判时，“维特克事件”发生了

　　1972年8月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以及1975年发生“《红都女皇》事件”，正是“文革”后期中央两种势力激烈角逐的关键时刻，其中周恩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受到极大震惊和挫折之余，在内外方针政策方面开始有所调整，如对“二月逆流”有了重新评判，出席陈毅遗体告别仪式，认为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及推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外交实践中实施“拉美打苏”，等等。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开始布置“批林整风”。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两件事，周恩来皆倾全力为之。

　　由于周恩来试图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纠“左”，因而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和警觉，使其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受到限制和压制。1973年7月，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11月，在毛泽东指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犯有错误的意见。

　　随即，江青等人开始猛烈抨击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开始围攻周恩来、叶剑英，并别有用心地称这是所谓中共历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被迫违心地作了检查，而此前那桩所谓“伍豪事件”也又一次被人别有用心地提了出来。就在这中间，发生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事件(即“维特克事件”)。

　　那么，主持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当时是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呢？或者，是否有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呢？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很不平常，尤其到了毛泽东的晚年，他对江青十分不满，甚至是讨厌。就在“维特克事件”之前的1972年1月，毛泽东一度病危，江青则干预治疗，动辄以吵闹相要挟，引起毛泽东的愤怒，甚至愤而拒药。周恩来则竭尽全力，在中间做说服工作。此后，江青在“护士事件”(是她自己服用安眠药过量)中又拼命撒泼，周恩来为之疏通、抚平，后又亲自安排了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但江青却对周恩来安排中的限制(“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他”)表示极为不满。

　　此后，由于江青在谈话内容中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与会的张颖等私底下认为：江青的谈话有问题，所谈内容严重出格。如不顾事实吹嘘她与毛泽东一起指挥西北战场，大讲她在上海的演员史，谈话时间过长。随即，她们立即汇报给了外交部领导，但外交部领导对此无能为力，最后只能由周恩来出面来解决。

　　8月17日、19日、24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召集陪同人员开会，但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周恩来只是要张颖等人让江青约束话题(限于文艺，如说到20世纪30年代，多谈鲁迅。周恩来还让张颖带去一本线装本的《鲁迅诗集》作为参考)，按期结束，谈一次等。但当时江青正在兴头上，没有听周恩来的，相反还对周恩来的掣肘深感不悦。当张颖将周恩来捎来的《鲁迅诗集》交给江青时，她竟愤然将之摔到地上。随后，江青派专机接维特克夫人到了广州，两人继续交谈，两地的谈话总计达6次，60余小时，话题仍然改变。最后，江青还要求翻译、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对方，为其写作提供材料。

　　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的

　　据张颖回忆，她当时曾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面呈周恩来。张颖说：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周恩来则问：“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

　　张颖回忆：“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态度凝重，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在十号楼，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同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此后，周恩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处理维特克夫人与江青的谈话记录的问题。他把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并征求了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份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夫人，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而维特克夫人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事先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利问题，倘若逐一核实，要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况且在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对此，周恩来又表示出了与此前相同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