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一战中国劳工公墓。
传教：抚慰垂死之人
滨海努瓦耶尔为中国劳工修建了一所2000张病床的医院，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医院，设施齐全，由会说中文的英国医生和护士提供医疗服务，他们中许多人是从中国招回的传教士医生。这所医院还设有精神病区，收治因无法承受战争的残酷压力而精神失常的病人。在医院旁边，还有一处临时拘留所。
工人们住在由士兵守卫的营房里，每500人组成一支劳工队，其中25人是承担管理职责的英国官员。中国劳工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6天半，逢中国传统节日放假。他们每天吃两顿饭，可以吃到中国食物。中国劳工未经允许不能离开营区，不能和士兵、当地工人乃至平民交往。他们被告知不能使用英国士兵的洗手间，据说是因为中国人中流行沙眼病。走出营房时，他们必须身穿制服，头戴制式帽，以便和平民区分。他们每个月最多可以写两封信，按战时规矩，这些信件在法国和中国两头要经过军方检查。
这些华工平生第一次远离家乡亲友、置身于万里之外的陌生之地，身陷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承受着疾病、负伤、狂轰滥炸带来的巨大压力，起初他们很少休息和娱乐，由此产生的问题之一是赌博泛滥。华工之间有时因赌博引发冲突，甚至发生命案。在英国政府的安排下，基督教青年会进驻劳工旅，负责主持工人们的福利工作。基督教青年会从中国招募了40位传教士志愿者，这些传教士深入劳工中间和他们交朋友，抚慰心灵，也传播福音。对于工人们而言，唱诗和听汉语布道可以打发枯燥的营房生活，因此颇受欢迎。
弗雷德里克被派往滨海努瓦耶尔的那所最大的医院，他和中国工人们住在一起，他的工作内容包括主持礼拜，抚慰病患，尤其是那些垂死的人，以及在他们去世时主持葬礼。他同时还负责管理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组织，他们派出男女会员去营房和工人们聊天、游戏娱乐、放电影等。因为劳工们多数是文盲，他们还帮助工人给家乡写信。在1917年的一份报告中，弗雷德里克描述了他第一次向中国工人布道的情景：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5点，“大厅里密密麻麻坐着250位工人，出奇安静，250双眼睛聚焦于我，250双耳朵等待着倾听我的声音。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两句祈祷词，教工友们念诵，听他们平生第一次发出与上帝沟通的声音。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愉悦的气氛所感动……后来每逢做礼拜时，医院大厅总是挤满了中国工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治疗几天后便要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所以轮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
在1918年5月1日出版的另一份文稿里，弗雷德里克描绘了临近坦克旅司令部的中国劳工营地。“在宽阔的坦克厂周围有大量的华工营地，刷着沥青的黑色房子排成长长的一条线，沿着公路向远处延伸。一队飞机掠过田野向北飞去，地里一头孤零零的牛对远方传来的枪炮声早已安之若素，只是偶尔抬起头温和地凝视那些忙碌地穿过它的地盘的陌生人……我住的这个铁丝网围成的院子里，23个人中近一半受洗做了基督徒，另一半也希望加入。”
那天他拜访了另一个院子，“这里住着一队从前方回来的工人，他们刚刚经历了最近一次大战役，离白热化的激战中心仅几英里远。他们修建的那段公路落下了上百发炮弹，他们不时要根据炮弹的落点规律四处躲避，最危险的一次是有枚炮弹在离他们50码的地方爆炸。后来命令改变，让他们放弃装备立即撤退。没有交通工具，他们日夜跋涉赶路，困了倒在路边地下就睡。虽然撤退得相当仓皇，但大家相互扶持，照顾那些掉队的人。路遇美军向他们支援了食物，后来他们坐上了火车。一周后，这队工人终于回到了中国旅，奇迹是，竟然无一人受伤。经过数日短暂休整，他们换上新制服，配上新工具，重新投入新的任务“。弗雷德里克还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听布道的情景：“我热情赞扬了他们在战争中的勇敢和贡献，他们禁不住喜笑颜开。接着，当我讲到上帝和耶稣的爱，讲到危险、恐惧和死亡如何能转变成不朽，讲到我们宗教里唯一的救赎之路时，他们睁大的眼睛里满是热切。在他们来欧洲之前，没人能想象到他们的命运和信念会经历如此大的波折起伏。战争的体验和冲击仿佛是上帝之犁翻动了他们沉寂已久的心灵之田，现在是播种的时候了。”
活泼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了一件有趣的事——他们发起组织了一场京剧演出，演员和乐师均是中国工人。演出在圣诞节那天举行，露天的场地被围得人山人海，好几个小时的表演过程中，观众们如痴如醉。基督教青年会还在劳工旅组织其他表演节目、以及娱乐和教育内容——当然要在英国政府的审查监督之下——包括音乐剧、足球赛、写信课、英文课等，还组织大家探望医院工友。弗雷德里克评价道：“基督教青年会展现了真挚的兄弟之情。这十万华工，真的令我们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