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1日，日本投降专使、日本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到芷江洽降。图为今井武夫正在阅读投降条款。
全军事化招待日方人员
18日，蒋介石再次急电冈村，要求日方代表必须于8月21日到达芷江，并规定了前来参加芷江受降会谈的日方代表的人数（不超过5人）、飞机的航线、乘坐的机型、飞行的高度、飞行的时间，以及日方代表乘坐日机的识别标志、联络方法等。
19日下午6时，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除提出蒋定的地、空联络呼号周率、系于飞机的红布位置更改外，其余冈村均表示“依照尊电办理”。
蒋接到冈村宁茨的复电后，于19日晚即召见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授权何为中方谈判的全权代表。随后，何除急电驻守芷江一线的第4方面军王耀武、新6军的廖耀湘等加快准备外，还连夜召集有关人员会议，确定以陆军总部、军委会、行政院顾问团、各大战区长官以及美军驻中国作战司令部的高级军事人员，组成庞大的阵容，并决定由昆明、重庆、贵阳各大报社派出记者随同前往。
8月20日，新6军廖耀湘的吉普车奔赴芷江，等候日本侵略军投降人员的到来。当日乘飞机到达的有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以及华中、华南各战区负责人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数十人。重庆飞来运输机4架，何应钦、萧毅肃、冷欣、钮先铭同随行人员及新闻记者50余人，亦同时到达。
与此同时，谈判会场也正抓紧布置。筹备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以第4方面军与新6军的两个副官处长赵汝汉、敬远平为主，他们已忙碌3天3夜。
位于芷江七里桥的洽降会场原是一座西式平房，东西两头有出口及休息室，正中部是会场。会场前有一旷地，左右皆有马路可通。路口各扎松柏牌楼一座，左边入口处缀“公理”两字，中为“V”字，上扎有“和平之神”；右边亦然，缀以“正义”两字。会场前旷地高竖中、美、英、苏4国国旗。
会场室内东面墙上，印有大红色“V”字，两旁各悬4国国旗。其前置一长桌，玻璃窗均糊上绿色纸。其间空隙处，又悬4国国旗各一小面，两边各摆有长桌。西墙上悬挂着一口大钟，其下为新闻记者席。
日本降使在芷江如过街之鼠
21日11时15分，日本降使乘坐的飞机在芷江机场东部南北向的主跑道上慢慢降落。这时，站立在机场四周的人们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冲过警戒线一拥而上，把日机紧紧地围在中央。
日本驻中国陆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早已等候在机门前的新6军政治部少将陈应庄和陈昭凯立即上前询问。在核对4名降使和3名机组人员的名单、检查了他们所携带的5口皮箱后，日方人员分别坐上4辆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车，在宪兵监护下，驶向位于舞水河畔的七里桥会场。
从机场前往会场10多公里的路上，挤满了人群，不断有人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战争罪犯”、“血债血还”等口号。争相观看日本降使的人群仍然不断涌向路中间，阻挡了车队的前行，汽车就这样开开停停。有的老百姓看无法接近日本人，干脆从地上拣起石块砸在吉普车上“叮当”作响。这时的今井武夫一行从刚下机时的面无表情，变成脸色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