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15日，王岐山考察第10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新华社）
“（比如）原来一个室下面三个处，一个处要管两个省，现在可能一个处只管一个省了。（查处）力度肯定大了。三四个人只盯一个省，一个省能有几个省部级干部？……这几个省的官员肯定都睡不好觉。”上述知情人士说。
在这次中纪委监察部内设构架的调整中，原党风廉政建设室与原纠风室合并为“党风政风监督室”，原执法监察室和原绩效管理监察室合并为“执法和效能监督室”。所以机构总数保持不变。
“……绩效室原来就是做行政审批、效能监察、行政问责。（王认为）效能这个应该（多）是国家公务员局的事情。这个科室是2011年才成立的，他来了立刻就撤了。”接近中纪委的人士说。
除了立竿见影的查办案件力度和富有效率的网络反腐举报反馈，学界和坊间更期待反腐领域的顶层设计和制度改革上的稳步推进，诸如官员财产公示、反腐败立法等正在试点或筹谋的长效机制能够逐步确立起来。在改革推行过程中，在面临复杂局面时，极高的政治智慧、果敢的决断力和中央高层的同心联动都甚为重要。
廉政专家任建明说今后十年为“反腐成功的机遇期”，“这十年我们一定要跳出过去的怪圈，越反越严重的怪圈，要让人民看到希望，要找到出路”。
王岐山的老朋友们也对他的新使命抱有很高期待。
农研所的老同事评价王是个“非常尊重纪律，遵守纪律的人”。
有一例证。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期间，一次周末私人驾车外出时，在某停车场停驻时间较长，出场时被收费师傅认出，后者执意不肯收取停车费。王岐山跟他纠缠了几个回合，后车已经开始不耐烦地按喇叭，王只好驾车离开，周一便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顺道去把停车费补交上了。
方进玉曾听一位知情者说，“王岐山到北京工作后（2003-2007），市政府给过他一套房，但王调离北京、到国务院做副总理后，就把那套房交回去了。”
2004年，王岐山对方进玉说：“许多人说我是临危受命、抗击SARS--挽狂澜于既倒，其实我自己很清醒，我知道这是一种历史机遇。在广东做副省长也罢，到北京做市长也罢，都是历史机遇。……我是学历史出身，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调你来了，既然历史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你只能尽力去做。从1980年代开始，我调来调去，工作经历确实很杂，但我从事的工作门类越多，参加工作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清醒，我知道，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有学问、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么？因此，每到一个新单位，我总是希望低头拉车，多做实事，而且要多向其他人学习。”
王岐山的这番自述，在今日更艰巨、被寄予厚望的历史使命面前，或许仍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