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文理的骨灰盒
义人
帮助侯媛媛一家找到侯文理骨灰的李坤龙，也是当时台湾这场政治事件的受害者。
李坤龙是台湾云林人，其父1952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时，他仅4个月大。2005年起，在另一位受难者后人郭素贞的提议下，深知失去亲人痛苦的李坤龙开始义务收集政治罹难者的档案。为了能让这些当年为了信仰和理想失去生命的年轻人遗灵重返家乡，他做了大量收集工作，目前已整理出1300多案的档案。
2010年7月21日，侯文理的木制骨灰盒在骨灰罐整理行动中被发现在纳骨塔内。
近些年来，除了侯家，李坤龙也一直在帮助其他在台罹难者的大陆家属，目前为止，他已帮助11名受难者家属在台湾找到骨灰。
罹难者家属中，让李坤龙印象深刻的是刘光典的家属。刘家姐弟三人带着勺子，一人一个小绒布袋，每个人从骨灰罐中舀出一部分骨灰，将父亲带回北京，“看着就想流泪”。
在李坤龙印象里，在其帮助找到的11名大陆受难者骨灰中，只有李朋、汪声、周一粟、刘光典和殷启辉5人被大陆相关部门评为了烈士。
“派出的工作人员失去联络，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叛变，二是牺牲。当时通讯断绝，两种可能无法得到证实，政治身份也就无法确定。”此时，枪决的照片和执行公文书（判决书）等资料是最直接的证明，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成了申请烈士的最大障碍。
牺牲的台籍地下党则更难获得烈士身份。李坤龙所掌握的台籍遇难地下党人员中，只有张志忠一人被评为共产党烈士。当时两岸通讯断绝，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来不及将党员名单送回大陆，认定很难找到依据。
李坤龙说，目前协会发现的大陆受难者中，只有极少数人的骨灰被家属找到接回。这也说明，这些人大部分没有获得烈士身份。
在这一方面，侯希勇一家觉得自己是幸运儿，虽然搜集申烈资料困难，但最终还是找到了。“父亲生前在大陆的工作情况我们不了解，到台湾后的工作更不清楚。”侯希勇说，他们幸运地得到父亲生前战友和李坤龙的帮忙，“当时的保密工作要求上封老，下封妻儿，很多后人估计都不知道父辈在台湾牺牲了，更别说找回骨灰，替他们追认烈士了。”
李坤龙认为，对于“白色恐怖”期间因政治问题而引发的案件，有必要保存资料，加以厘清，以作为历史殷鉴。
如今，李坤龙接触的被枪决者的第二代，都有着“这笔仇恨常在我心”的心态，理念一致，“六十年前苦酒一杯，国民党喝不下去，六十年后杯酒更苦，我们还是要国民党喝下去。”
大约从1994年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和处理协会开始组织秋祭活动，地点位于当年枪决死囚的马场町。
李坤龙记得，最初每年祭奠的人数都不少，受难者家属聚集在一起追思，人数最多的时候大约有500来人。
但近两年来，参加秋祭的人数在逐年减少，“当年的受难者逐渐凋零，受难者二代、三代都不愿意参加，记得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