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左起），贺龙、马明方、习仲勋、林伯渠、贾拓夫、王维舟在绥德。
对于以上“左”的做法造成的危害，习仲勋在致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十分痛心地指出：“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的次日，即复电习仲勋：（一）十九日来信完全同意。（二）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三）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不久，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内容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1948年2月8日，习仲勋又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地改革问题”，致电毛泽东。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区别解释：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即在贫农团与农会的组织形式上，亦应有所不同。否则，费力不讨好。
根据这三类地区的不同情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政策。据此，习仲勋向党中央和西北局提出四条建议：（一）陕甘宁边区约有130万人口的老区，土地都大体上平分了。现在这些地区，不是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多，而是中农占有土地多。故要平分，一般都是要动用大部或全部中农的土地，甚至还要动10%贫农村（户数）的土地。这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信心发生动摇，普遍现象是农民都不愿积极生产，认为这次平分了，又不知几年之后，再来平分。故不宜搞平分。（二）在老区不能坚持贫农团领导一切的方针，因为老区的贫农团很复杂，有的是由于地坏、地远，或人口增加，经济困难；有的是遭到灾祸，生活下降；有的是因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致贫。这种贫农团在老区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三）老区的地富一般可不扫地出门，在过去分配土地搞得彻底的地方，他们要真正参加劳动、成为中农或新富农者，就不要再动他们的财产。（四）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
尤其是关于“负担不公平”问题，习仲勋特别做了说明：“土改以来，各地强调满足贫雇农要求，负担又大，都完全落在中农身上。”并指出这种现象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习仲勋的意见和建议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值得一提的是，习仲勋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三次致电，有这样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文风朴实无华，没有套话，有的放矢，开门见山说问题，体现了党在延安时期优良的文风；二是观点鲜明，对“左”祸之害，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习仲勋一而再、再而三地就我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直陈己见，一方面可见他的政治勇气，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毛泽东给他题词所表扬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