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连续工作两个月，到7月30日写出十几篇批判文章，再加上其他各方文章，共九十六篇，总结出梁的七大错误。
彭真约梁到他家，先批评梁的“党对建筑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言论，然后说：“几十篇批评你的文章已经给你看了，现在决定不登报了。因为现在正在批判胡适、胡风和梁漱溟，如果再批判你，就成批判二胡、二梁了，那就把你一棍子打死了。你的错误与他们的错误性质不同。你是学术上的问题，他们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梁当时既害怕又委屈，同时对彭真的决定“感激涕零”。
众多的批梁文章中，除了单一的政治攻击外，涉及学术讨论的可归结为两大类：一是从理论上批驳梁关于建筑艺术的民族形式理论，尤其是他关于中国传统建筑的“文法论”和新中国建筑创作的“可译论”；二是从史学上抨击梁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可以想象，1955年被批判的梁思成，其内心痛苦是多重的：首先，所有批判者，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迫于政治压力，他们的批评话语背后仰仗的是官方独断的威权和意识形态，梁即使对批评有不同意见，也无法与之争辩；其次，抛开独断意识形态僭越学术争论的所有不公，一些批判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也确实揭示出梁在建筑理论和历史研究上的不完善之处，这也一定对梁的情感和思想形成深刻冲击；还有，更深刻的悲剧还体现在梁的建筑思想追求与新中国政治之间的纠结关系上。
“一步也不再离开党”
1955年的批判，摧毁了梁思成的学术自信心。他在1956年初给刘小石的信中回忆道：“1955年下半年是思想矛盾最大的一个时期，一个人住在颐和园，孤独，极端地忧郁，情绪极不安定，思想不能集中。”为赶上时代步伐，梁加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阅读每天的报纸，不放过任何一篇社论。他时时都在剖析自己，发掘自己犯错的根源。”在清华大学内外的各种会议上，人们常常能听到他虔诚的自我检查的声音。“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成了他的口头禅。他在入党申请书中称自己为“再生的青年”，但他的学术生命已经接近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