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人称“曹三爷”，直隶天津人，出身贫困，家有五兄弟。曹锟发迹后，他的兄弟们也跟着鸡犬升天，其中四弟曹锐做了直隶省长，六弟曹锳做了天津镇守使。曹锟早年读过一点书，有些悟性和志气，因而长大后不愿当农民而自告奋勇地去保定贩布。
曹锟性情爽直，年轻时好酒贪杯，经常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街上的顽童趁机把他的钱偷走，他也不当回事，只是一笑了之。当别人告诉他是谁谁谁拿了你的钱时，也不去追讨。别人问为什么，他笑道：“我喝酒，图一乐耳；别人拿我的钱，也是图一乐耳，何苦再去追拿？”
由此，曹锟当时便有了“曹三傻子”的绰号——图一乐耳！
李鸿章在直隶招收新兵编成练军的时候，曹锟抛弃了他的贩布事业应征入伍。数年后，天津武备学堂成立，曹锟得以进入学习，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袁世凯小站练兵后，曹锟前去投奔并当上了右翼步队第一营的帮带。
据北洋系的早期元老唐绍仪说，曹锟加入北洋还有这么个典故，说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一日静坐幕中，听到外边有人贩布走售，呼卖声甚为洪壮，袁世凯听后觉得此人不是常人，于是让人呼入，此即曹锟。袁世凯见曹锟的相貌雄伟厚重，于是劝其入小站投军，并屡蒙不次之擢(此典故在时间上貌似有冲突，姑存之)。
由于曹锟的性格宽厚，喜怒不形于色，从来不与人争权夺利，因此在小站时其实并不算特别出名，而且提升并不算快。事实上，直到同他一起练兵的那些同袍基本上都做过镇统制了，曹锟才在1908年混上第三镇的统制。
据《民国官场现形记》说，曹锟为人豪爽，平时又喜欢以老大哥自居，动辄呼人“老弟”。他对于部下的军官兵士，一律实行有福共享主义。一年冬天，曹锟特地购置了一万件皮袍，凡属直系军官，每人发一件；又买几万袋曲粉，每兵士赏给两袋，因此部下欢声载道，士卒乐于效命。
更有意思的是，曹锟在散给皮袍时还亲自演说：“咱们军人向来有个‘同袍’的名字，所以我今天每人赏一件羊皮袍子，就是实行‘同袍’二字的意思”。下面人听了这个歪解，也都忍俊不禁。虽说是小恩小惠，却很能买服人心，这点曹锟不傻。
曹锟做事一向沉稳，稳打稳扎，不像某些人冲动冒进(譬如段祺瑞)，反逐渐成了气候。在袁世凯死后，曹锟、吴佩孚先在直皖战争中赶走段祺瑞，随后又在直奉战争中赶走了张作霖，其后直系势力已经成为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军政集团。这时，曹锟可就不仅仅满足于当个地方军阀，而是要尝尝当总统的滋味了。
曹锟是军人出身，也没有在政坛上混过，对政治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但他把握住了民国政治的最核心要素：钱！可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万事莫开口”，有钱什么都好办，古今一理。
1923年，在把临时客串的黎元洪逼走后，曹锟的贿选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具体工作当然不需要曹锟亲自出面，主要是由他手下的吴景濂等政客四处活动。按说，总统选举已经进行过好几次，但没有一次比这次更直接……那就是：贿选！贿选几乎就是公开透明的，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议员投曹锟一票，便可得5000元支票，选举成功后兑现。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原本反对直系的议员也纷纷返回北京，准备领取这5000元去投曹锟的票。在9月10日的预选会上，出席议员高达500余人。不过，按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选举须3/4的议员投票，虽然当时的支票已经发出去570余张，但还是没有达到法定出席人数。
为了能在10月10日的国庆日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曹锟随后加大了贿选的力度。当时为在10月5日的总统正式选举大会上凑足大选的法定出席议员人数，曹锟还派人成立了“暗察处”，防止议员擅自离京。搞笑的是，反对曹锟贿选的势力也在六国饭店设点唱对台戏，并以每人8000元的代价收买不投票的议员，但终因财力有限，所收买的议员不过40人，其中还有几个是两边拿钱的。
10月5日，总统选举会正式举行，但吴景濂走进会场一看，签到者远未及法定人数，于是他宣布签到人数够了再进行选举，但一直等到中午时分，签到的议员也不过400人。吴景濂这下急了，他在曹锟的同意下临时决定，只要议员出席会议，即使不投曹锟的票，也发给5000元支票。随后，吴景濂调来几十辆汽车，派出可靠的议员分别去劝或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并规定每人至少要拉一个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