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妮一咬牙，朝朋友借了一些钱，还是不够，她忽然想起祖父还保存着一些陈年的普洱茶，听茶叶大王唐季珊说过，那些茶叶价值非同一般。
蓝妮找出了尘封的普洱茶，交给了唐季珊，要他帮自己卖掉，唐季珊追美女向来不遗余力，很快，就帮蓝妮的茶叶卖了一个好价钱，她用这些钱，买下了门口的两栋楼房。
房子建好后，蓝妮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玫瑰别墅”，她把父母和孩子接了进来，分别住进了一号和五号。其余的房子，蓝妮打算出租。
此时，蓝妮俨然已经成为了上海滩不可小觑的一名富婆，虽然她独自一人，带着几个孩子，是一位单亲妈妈，可是由于她拥有不错的EQ(情商)和IO(智商)，所以她的胜利，看似艰难，却是理所当然的。
当时一个叫支福元的商人租住了蓝妮的一栋五号的房子，当时的房租是旧法币一千六百元，合同定期为两年，谁知，第二年法币贬值，物价飞涨，蓝妮考虑到以后的开销会越来越大，一年期满时，就要求支福元离开，说自己要用房子。
支福元以租期未满，拒绝搬迁，蓝妮毫无办法。以后到了日期，支福元欺负蓝妮是一介女流，就是不腾出房子，支福元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商人，蓝妮遇到这样的地痞，干生气也撵不走。
就在蓝妮和支福元为了房子将要打官司的时候，抗战胜利了，孙科回到了上海，看到久未谋面的妻子，孙科很高兴。两人关系重新回到了以前的温馨甜蜜的状态，在蓝妮的要求下，孙科也对支福元使用了压力，要支福元搬迁。
支福元很精明，他自己本来有一处房子，小人遇到了小人，对方也不肯搬出他的房子。其实这是一出很滑稽的三角债，支福元惹不起自己的房客，就欺负蓝妮。现在看到孙科回来了，知道孙科势力大，于是，他巧妙地把自己的房客告上了法庭，却要求孙科和蓝妮作证，证明自己的窘况。
这一招不愧是一石二鸟之计。
孙科是立法院长，不能出庭作证，很是尴尬，很多狗仔队写下了讽刺孙科的文章，说孙科是个立法院长，竟然要撵走自己的房客，同时，狗仔队还把支福元说得穷迫潦倒，没有立足之地。在狗仔队的笔下，孙科和蓝妮成了欺负穷人的恶煞。
这真是杨白劳讨债，讨债的倒成了孙子，借钱的成了大爷！
当时的小报说，孙科这么有钱，他不就是一个公务员吗？他的薪水，能盖得起七栋小洋楼，那房子肯定是贪污受贿得来的，更有的说，堂堂立法院长，欺负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真是天理难容啊！
孙科情急之下，为了堵住众人的嘴，就说玫瑰别墅不是自己的，更没有撵过支福元。
这样一来，孙科再也不插手这个官司，支福元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蓝妮无可奈何。
也许这件事就是一个导火索，到了1948年的副总统竞选，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孙科运筹帷幄，蓝妮也游走在几个派系之间，为丈夫拉选票。她首先拉拢的就是云南王云龙，他们属于世交，云龙拍着胸脯，对蓝妮下了保证，说我们是亲戚，什么都好说；接着蓝妮又走访了苗族高级将领欧百川，傣族高级将领岭光殿，在家设宴招待了少数民族代表，可以说，孙科的选举，蓝妮是下了一番努力的。
在日伪统治下时，蓝妮听从了孙科的建议，没有参加政治，当时陈璧君很想拉拢她，但是蓝妮拒绝了，如今为了孙科的前途，她施展开所有的手段，就是想助丈夫一臂之力。
在她心里，孙科已经是自己的丈夫了，虽然仍旧没有名分。
选举过程中，眼看胜利的桂冠就要落在孙科手里时，忽然发生了一件“蓝妮事件”。
很多的报刊写着：“抗战胜利后，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没收了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说这批染料为‘鄙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另外，报纸还添油加醋地说了蓝妮的玫瑰别墅事件，把孙科大大地调侃了一番。一时间，“鄙眷”一词竟然成为街头巷尾的一个笑话。很多政治要人，由此对孙科投了反对的票。
不消说，这些“桃色新闻”就是孙科的竞争对手背后搞的鬼，狗仔队们最喜欢挖人隐私，何况一个是上海著名的交际花，一个是国父之子，更有炒作的噱头。
蓝妮就这样成了狗仔队炒作的话题，恰恰因为她并不是“鄙眷”，很多人眼里，还把她当做孙科的情人，孙科落选后，支持他的同僚都认为是蓝妮破坏了他的前途，孙科也没有否认，蓝妮就此一气之下，离开了孙科。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蓝妮不过是炒了炒房子，做了些生意，没想到竟然成为孙科落选的导火索，从那以后，蓝妮再也没有和孙科见过面，一直到死。
这场由媒体炒作，政敌运作，狗仔队瞎起哄的闹剧，就这样结束了。它是孙科和蓝妮之间的导火索，不啻于张柏芝的艳照门，满文军的吸毒门，在遇到丑闻的时候，谢霆锋勇敢地站了出来，挡在了前面，他的形象没有变低；而把罪责都推在妻子身上的满文军，却很难翻身，也得不到人们的谅解。
在这场狗仔队炒作的闹剧里，孙科没有做“谢霆锋”，而是做了“满文军”，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了蓝妮头上，而蓝妮，也不幸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红颜祸水”。
这份心冷和心伤，岂是一张写了保证书的字条，所能抚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