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7月18日，壬戌闰五月廿四日
【当日《申报》摘抄】 “闵行……米价昂贵，民不聊生……”“总商会催结澳兵行凶案：澳门葡兵杀戮华人案，前经广州政府与澳门交涉，未得解决……此案关系数百余条人命……速行知照澳督，儆戒行凶军队，而笃中葡国谊。”
呜呼！华人惨遭杀戮，关系数百人命，居然还表示“笃谊”？
还有一条重要消息未刊登——也就在这一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
同日，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正式决定：在中国实行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
仍在紧张进行的中共二大，八天议程也实现了“加入第三共产国际成为其党支部”的组织举措。中共党史学会研究员林建公说，从中共一大通过“联合共产国际”，到中共二大确认“加入共产国际”，期间针对一些分歧，“1921年，陈独秀主动与马林交换意见，为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提供了思想基础”。
第四天7月19日，壬戌闰五月廿五日
【当日《申报》摘抄】“霍乱症祸害之烈，近日更为可怖。在上海平均计算，每日约有数十人染患霍乱，朝发夕亡。西藏路上海时疫医院病房，现已住满；天津路红十字会医院，则病人拥挤几无隙地。”
经代表激烈讨论，第一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终于通过。
会后不久，上海金银工人俱乐部成立。组织者张人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也就是他，在1927年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中，将一包文件从上海带回家乡，随后返沪转入地下工作，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如今，这批文件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永久珍藏，其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4件。
第五天7月20日，壬戌闰五月廿六日
【当日《申报》摘抄】“交战，兵变，截税，索饷。为中国今日四大常事。”“财部大罢工……此后各机关人员向财部索薪，只准推举代表二人来部接洽……并不得携带武装。”
“参观者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何缺席这次会议？”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杨嫣告诉记者。
据斯诺《西行漫记》载，毛泽东本人曾说，他本来也是要来开这次会的，但因为具体地址不清，当时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就错过了这次大会。
疑问还有：中共一大代表，有张国焘、刘仁静、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等13人；中共二大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和施存统等12人（尚缺一人姓名不详）；有许多中共一大代表没有出席中共二大，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钩沉“二大”时，“一大”代表都在哪？
许多党史研究学者的看法是：中共一大以后，代表们作为“初期党组织的中坚力量”，忙于培养党员，忙于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也许无法从紧张的革命工作中脱身。
当时19岁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1922年和邓中夏一起创办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还在北大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湖南代表董必武和陈潭秋回武汉后，正式成立湖北省党的领导机构。一次军事斗争失败后，董必武1922年5月奉党指示返回武汉。
何叔衡也是湖南人，他在中共二大召开前的两个月，与毛泽东一起建立中共湘区执委会。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任委员，期间他还由毛泽东推荐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小教书。
邓恩铭1922年1月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这年底，他赴青岛创建党组织。另外，中共二大还有一名出席代表未确定，邓恩铭也可能是神秘“第12人”。
湖南代表包惠僧在回忆录提到：“我本人极力反对张国焘在党内进行‘小组织’活动，与张国焘的摩擦很厉害。二大召开前，中央局署名‘钟英’写信给我说，武汉工作重要，叫我不要离开，出席代表可另派一位同志。我接到信以后，联想到张国焘的‘小组织’会在二大上捣鬼，于是决定我不能争着要去出席，我也不能让张国焘小组织分子去出席。我就提了项英，多数同志同意，其实项英此时入党还不到一年。”
李汉俊在中共一大后不久离开上海到达武汉，从此便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中共中央宣布将其开除出党。
陈公博投靠陈炯明；周佛海在中共一大后到日本留学，1924年回国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同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