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马天水和我多关心新选进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给他们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当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个晚上，我借这个机会带祝家耀、周宏宝、张国权、陈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十七棉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绍了所谓王洪文的‘造反史’。我还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要为王洪文争气，为‘四人帮’效忠……”
1974年3月，王秀珍去北京，王洪文叮嘱她：“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于是，一张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拟定的名单，终于在1974年12月31日上报王洪文了。在这张名单中，内定了“上海牌”的部长或副部长的人员；万桂红去中组部，杨佩莲去团中央，冯品德去全国海员工会，陈佩珍去商业部，秦宝芝去建材部，王东亭去邮电部，沈鸿、张秀清去文化部，吕广杰、姚福根去六机部，陈杏全去冶金部，张国富去水电部，汤凯臣去轻工部，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朱栋去交通部，王桂珍去卫生部。
那个陈阿大，不仅成了中共“九大”代表、“十大”代表，而且成了四届人大代表，以至成为四届人大常委。不过，陈阿大讲究“实惠”，他伸手夺走了上海全市的房屋调配大权，当上“房总统”。
自从陈阿大当上“房总统”，“小兄弟”们要房子，那就方便多了。这位“房总统”不断地批条子，把上海一幢幢花园洋房，批给“小兄弟”们。那些花园洋房的原主，大都是资本家，也有的是“走资派”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反正都是“文革”的对象。赶走了他们，“小兄弟”们便成了花园洋房的新主人。
关于“房总统”本人，那就甭说了：他原住上海安福路的小房子，后来迁入瑞华公园，又调到新康花园，霸占了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
接见外国首脑人物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物，由林彪变为王洪文，变为邓小平，变为华国锋，构成中国的“文革进行曲”。王洪文又变成了“闲人”。他的钓鱼瘾、打猎瘾又发作了。王洪文的警卫王爱清，以自己亲眼目击的情景，写下回忆：
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
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杆，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十二支。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他的秘书沈少良说：
“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为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吃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
当笔者访问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时，连他也摇头：“当时，我也悄悄地、转弯抹角地劝过他。我觉得，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弄了一辆摩托车蓬、蓬、蓬骑着玩，他在钓鱼台骑，在中南海骑，那影响多不好。还有半夜兴师动众去打猎等等。我当时是从维护他的声誉来劝他的。可是，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他完全不像刚去北京时那样谨慎。他放纵自己。当然，我也知道，他当时心境不好，闲得无聊——这对于外面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以为他是副主席，一定忙得很。其实在邓小平、后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王洪文很闲。他自己心中明白，毛主席对他已不信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