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下个月，大概本来是可以提货的，想不到李顺大交了厄运，被公社专政机关请去了，要他交代几件事：一、你当过三次反动兵，快把枪交出来；二、交代反动言行（例如他说过“楼房不及平房适用，电话坏了修不起”的话，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后来的事情就不用说了，那是人人皆知的。他自己出来后也没有多言。不过有两点颇有性格，第一是他吃不消喊救命的时候，是砖瓦厂的文革主任解了他的围。作为报答，事后私下商议从此不再提起那二百一十七。第二是关押他的那间房子造得相当牢固，他平生第一次详细地在那里研究了建筑学，对自己将来要造的屋，有了非常清楚的轮廓。
从“土改”时始，李顺大的全部生活目标，就是造几间属于自己的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节俭，到“大跃进”开始时，备齐了可造几间房子的材料，却都被充了公：砖头被拿去造炼铁炉，木料被拿去制推土车。“大跃进”过后，李顺大开始了新一轮的节俭。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李顺大不再积攒实物，只是存蓄现金，等到钱备齐了一下子把材料买来，马上造屋。一分、二分地存；一角、二角地蓄。到“文革”开始时，李顺大又备齐了可造几间屋的钱，却什么也买不到了；却买什么都要“走后门”了。用小说中的话说，那时，许多生活必需品，都是“大官送上门，小官开后门，老百姓求别人”。正是看到了李顺大急于造屋却买不到材料，那个砖瓦厂的“文革主任”才用亦骗亦抢的流氓手段，从李顺大手中弄去了那笔买砖的钱。“文革主任”钱到手后，便串通公社“专政机关”，对李顺大关押拷打；待到李顺大“吃不消”时，他再来“解围”。这样做，就是让李顺大从此不提钱和砖的事。
在生活必需品紧缺的年代，送上一定分量的这类物品，往往就是有效的贿赂。粮食、鸡蛋、食油、老母鸡这几样，是我们那里农民“文革”期间用于贿赂的主要东西。送人母鸡的情形比较少。母鸡被称为“小银行”。在那年代，农民的日常开销，都指望着母鸡生蛋。尤其是每日都必不可省的吃盐和点灯，要完全靠卖鸡蛋维持。每个大队的小卖部，代国家收购鸡蛋。那时候，国家收购农民的生猪和鸡蛋，多多益善，据说是拿去换外汇。农民自家养的猪，是不能随意宰杀的。杀自家的猪，像后来多生孩子一样，要有“指标”，要先期获得批准。在获得“指标”的同时，要向国家交税，所以农民都把这叫做“裁税”。要杀猪须先“裁税”。不“裁税”而杀猪，公安局就会来抓人。其实，农民杀猪，是并不卖肉的。总是家中要办婚事，才申请杀猪指标。婚事都定在腊月里，逼近年根时办。农民家里，通常都只养一头猪，多了没东西喂。正月里把小猪买回，腊月里卖出。年底要办婚事的人家，则老早就开始争取年底杀猪的指标。我所非常熟悉的那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每年腊月也就一家人家杀猪。
自家养的猪，必须卖给国家，价格由国家定；自家养的猪，经批准后，杀了，要给亲戚们送点肉，余下的，就留着办喜事和过年，并不卖出一两，却仍然必须向国家交税———于此也可看出那时国家是怎样剥夺农民的。杀猪没办法瞒人，所以国家可以控制。我相信，如果吃鸡蛋国家也能控制，那时也会控制的。但实在无法制定一项禁止农民吃自家鸡蛋的法令。所以农民如果把自家的鸡蛋都留着自家吃，并不卖给国家，国家也无可奈何。但实际上，农民是很少吃鸡蛋的。来了客人时，会蒸个鸡蛋羹，那也是一个鸡蛋加上一碗水。我一直纳闷的是，国家那时在我们那里收购鸡蛋，是不论斤而论个的：无论大小，一律六分钱一个。那时，火柴二分钱一盒；食盐一角五分一斤；煤油三角五分一斤；猪肉七角三分一斤；最便宜的香烟，八分钱一盒。六分钱，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吃一个鸡蛋，就等于吃下六分钱啊，人们怎么舍得？鸡蛋是母鸡所产，所以农民也不会轻易用母鸡送礼。但在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求人时，也会送上两只母鸡。接受母鸡的人家，也并不吃，而是养着，让鸡下蛋。送母鸡虽不是送现金，但也相当于现金了。在一般情况下，农民求人办事，是送上一篮子鸡蛋、一担稻子、数斤菜油。在食物紧缺、营养普遍不良的年代，其价值，也不亚于今日厚厚的一个信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