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机构，把“国父崇拜”作为“三民主义”的神髓来传扬。看本书的揭示，“国父崇拜”运动，做法很热烈，类似传教；规模全覆盖，席卷全国。1924年改组的新国民党，并没有像袁世凯（1914）那样推出“建立国教”的方案，但是用一种新意识形态（“三民主义”）统一思想，强化国人的权威认同感，思路相同。1930年代以后，国民党初步统一全国，稍大一点的城市，都辟建了“中山路”、“中山林”、“中山学校”、“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按《崇拜与记忆》的不完全统计，1930年代，全国各省、区、特别市至少有三百一十四座中山纪念堂（第356页），成为社会活动中心，承担了最多的礼仪职能。1928年，南京政府通过“庙产兴学”的决议，“划拨庙产，振兴教育”，各地的佛、道教的寺院庙观，大多转为学校，而每县至少兴建一座“中山纪念堂”的做法，遂使之取代了传统的宗教场所，成为当地最主要的礼仪建筑。中华民国的重大事宜，如集会、节庆，如筹款、募捐，乃至于视察、训话、誓师、演艺、毕业、婚丧典礼，都在“中山堂”举行。虽然“中山纪念堂”承担了传统寺庙、衙门的部分功能，但“国父崇拜”只是国民党倡导的意识形态，具有某种“宗教性”，却还不能算是一种宗教行为。“国父崇拜”背后的基本动因，并非祭奠孙中山的亡灵，也不是竖立国父的道德楷模，实在是很功利的：确立“合法性”，加强“认同感”，使民众具有国民意识，越强越好，越能信任国民党治理下的民国政体。
二十世纪中国的“领袖崇拜”现象，虽然在人类历史上异常突出，但并不属于个案。如果把中国人的“领袖崇拜”，归类为一种对本民族功勋人物的“英雄崇拜”，那在十八世纪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设过程中，它也曾经出现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日本……德国人的腓特烈大帝崇拜、俾斯麦崇拜，法国人的路易十四崇拜、拿破仑崇拜，英国人的伊丽莎白崇拜、维多利亚崇拜，美国人的华盛顿崇拜、林肯崇拜，意大利人的加里波第崇拜、加富尔崇拜，乃至于土耳其的凯末尔，印度的甘地，古巴的卡斯特罗，朝鲜的金日成……都属于各族人民对于自己“民族英雄”（或“开国元勋”）的个人崇拜。“民族英雄”作为一种凝固剂，在“民族国家”的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帮助把原先比较松散的传统政治体缝纫起来，成为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我们在巴黎的荣誉军人院，看到拿破仑墓；在德国各地，都有威廉大帝、俾斯麦首相的铜像；美国首都有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各地也有用“华盛顿”命名的地名。十九世纪的英国人，不但在本土推崇维多利亚女王，更是把“维多利亚”的名字带到全世界：悉尼、温哥华、孟买、加尔各答、香港……在当地建“维多利亚铜像”、“维多利亚公园”、“维多利亚广场”、“维多利亚镇”、“维多利亚岛”……
“中国是这样，外国也一样”，这种思维定势近年来很是流行，却十分要不得。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一般“相似性”的能力，比之辨别“差异性”的能力，低级得不知几许。当然，认识差异之后，再在差异中寻找共性，则是另一回事情。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正是要让学者去“沉潜往复，融会贯通”的事情。在辨别世界各国“英雄崇拜”的差异时，有一张试纸可以一用。我们不妨试探一下某国“民权运动”的强烈程度，便可以知道该国“英雄崇拜”的真实程度。换句话说，要看“崇拜”行为是民权运动自发推动的，还是集权机构强制推行的，才能知道该国人民是否真的在推举自己的“英雄”。如果两者兼有，那还要辨别其中的成分多少，比例如何。比较能够肯定的是，中华民国蒋介石时代的集权政府，在“军政”、“训政”时期奉行的“个人崇拜”，少有民权运动作基础。不是“自下而上”，却是“自上而下”，因而也是相当暴力的。
清末民初，中国卷入了世界民族之林，即孙中山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于是，不得不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方式重建社会架构，要求国民有独自的仪式感、身份感，更经常地想到自己是“中国人”。中国必须改变原来的“天朝上国”形象，没有国旗，于是设计国旗；没有国歌，那就谱写国歌；没有国服，有人发明国服；没有国语，也可以制造国语。这样的“爱国主义”运动，是为了让中国人感受自己的新国民身份，领受一份自豪感，在当时情有可原。有些“认同”，渗透在日常的唱歌跳舞，穿衣戴帽中，也无伤大雅。但是，有些举动，如逼人换装，规范语言，强行礼法，到处立像，则非常暴力，以至于破坏传统，撕裂社会。清末民初以来，很多以“维新”、“革命”和“启蒙”之名推行的“国民教育”，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无视人群，伤及文化，中国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清末民初，走向世界的中国，“国格”不成体统，最紧要的正是“国家元首”不像话。“戊戌变法”时，维新人士劝清帝移位，按英国模式，要么“君主立宪”，要么“虚君共和”。这个时候，最想扮演“民族英雄”，最想被将来的“新中国”铭记的“铜像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却以迂腐出名，沦为笑柄。随后的革命家发动“辛亥革命”，决定采用法国、美国模式，国体“共和制”，政体“议会制”。当此关头，被寄予“民族英雄”希望的，不是“大炮”孙中山，而是“强人”袁世凯，当时就被铸在银币上，俗称“袁大头”，然而却是以滑稽戏的方式收场。既然太后、皇帝不能改造成“女王”、“天皇”，末世枭雄袁世凯也不堪扮演“民国元首”的荣誉角色，则必须“二次革命”，再举“民族英雄”，象征新国家。孙中山，正是在1925年去世后，被国民党新旧各派推举为“国父”，成为带领中国走出“中央帝国”，步入“民族国家”的新符号、新象征。
《崇拜与记忆》一直用“个人崇拜”一词来描述国民党推动的“孙中山崇拜”。其实，如果按本书“结语”，书中讨论的是“孙中山崇拜与民族国家认同”（第565页）问题，则“孙中山崇拜”和台湾社会在戒严时期奉行的“蒋介石崇拜”，以及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政治生活中谈论的“个人崇拜”还不一样。它不是为确立生前的个人权威而推行的全民崇拜，而是当权者竖立起来，为了强化统治合法性的崇拜，是“国族崇拜”的一部分。这种为“国族认同”而行的崇拜，或许用上文提到的“英雄崇拜”一词更合适一些。“孙中山”，被铸上银币，刻上路名，建成铜像，化作仪式，是因为“民族国家”的建设需要。这个时候，“国父”之名，不过也是被用为砖瓦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