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宣传单位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这个报告，全篇渗透着“要批透极左思潮”的精神，用以指导对内、对外的各项工作。他强调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过去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应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却两次勾去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十月初，《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再次出现“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江青一伙立即追查“稿子是怎么来的”。
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反“左”的文章：一篇是《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尖锐地批驳“文化大革命”以来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它提醒人们注意：尽管林彪一伙“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
文章发表后，江青一伙人立即紧张起来。他们马上追查组织这批文章的“背景”。姚文元看了后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指责说：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经张春桥、姚文元授意，《文汇报》以及它的内参《文汇情况》连续登载批驳文章或相关报道。江青一伙的追随者在《人民日报》社内也大搞“反右倾思潮”。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30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遭到江青一伙的竭力反对。12月1日，张春桥便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在报告上批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鉴于党内高层对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主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12月3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交部在修改时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但是，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8月1日、2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12月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修改后的报告。
不久，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尽管避开使用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提法，但依然是按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反对强加于人和大国主义的指示精神，清理和批判了近些年来在归侨、侨眷、口岸、接待、宣传工作中的种种错误认识和极端做法，并提出今后继续清除极左影响的各项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