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张纯如这样写道，“南京大屠杀之所以没有像纳粹屠杀犹太人或广岛原子弹那样深入世界人民的意识之中，是因为受害者自己保持沉默。”“在社会上，那些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或受害者也不敢讲，不让他们讲。”经盛鸿介绍，在学术界，1949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30多年里，对南京大屠杀几乎没有研究。
屈指可数的异数是已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1960年，由高兴祖牵头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组织部分师生，开始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调查，历经2年，写成8万字的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但这部书稿直到1979年才获得刊印，是一本几万字的油印本，只供内部交流。
“当时高兴祖只能单枪匹马地研究，困难重重，没有人理睬，没有人重视，查找资料困难，文章也没有地方发表。后来他想方设法把他的研究成果出了，但没有人理解它的重要性，影响力没有多大。”经盛鸿说。
“南京好人”遭遇
南京大屠杀之前，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走了，但有20多个英、美、德等国的侨民留下来了，包括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的外教。“这些人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以中立国人士的身份，力所能及地抗拒日军的暴行，为救助几十万难民做了大量贡献，被南京难民称为‘救命菩萨’、‘南京好人’。但在解放初‘反美、仇美’的思想政治运动中，这些人都被批判了。”经盛鸿介绍，抗美援朝时，凡是与美国沾边的都受到批判，“在这两个学校任教的美国教师，如魏特琳、里格斯等人，都被打成美国特务，或被批臭，或被驱逐，赶走之后还要批判。还让这两所学校的师生员工交待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张纯如发现，朝鲜战争时，中国报纸将南京的美国人描述为帮助日本人进行屠杀的恶棍，还有文章指责南京沦陷时安全区外国人将南京城拱手让给日本人。另外的文章则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是一个帝国主义者的组织，与日本侵略者串通一气。
经盛鸿介绍，在南京保卫战中，很多国民政府军人牺牲，其中最少有九位将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有几万人“但在南京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国民政府军人，和在日军大屠杀中被杀害的国民政府军人，在建国后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反动军官’。”
“抗战胜利后参加审判南京大屠杀日军战犯的国民政府法官，也被打成‘反动法官’，坐牢的坐牢，关押的关押，流放的流放，头上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没有好下场。在这个背景下，自然不可能深入追究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恶。”经盛鸿说。
学者王锦思提及，1959年，日本战犯被组织来南京，但不是去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而是去雨花台默哀被国民党杀害的革命先烈。
经盛鸿介绍，“文革”时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日本属于第二世界，被认为是可以争取团结的对象“在这个背景下，只能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而不可能深入追究日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