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事后，袁世凯亲自督战，先派冯国璋猛攻武汉三镇的汉阳、汉口，革命军奋起反抗，但形势岌岌可危。深通韬略的袁世凯，接受其首席幕僚常州人洪述祖(赵凤昌夫人洪氏之胞弟)的建议，开始实行“以南压北，以北压南”，既谈讲和，也兼用兵，以剿促抚，软硬兼施之计。一来可用南军名义逼清朝和平退位，二来可为其争总统大位做好铺垫。
如此这般，张謇、赵凤昌、庄蕴宽首先齐聚“惜阴堂”。张謇时任江苏省咨议局长，在全国诸省人望甚高，虽属清室旧臣，碍于圣上情面，此刻亦已看出时局之走向，必然要推翻清朝而趋于共和。
在赵凤昌的极力劝说之下，张謇不再犹豫，毅然以咨议局长名义及自身威望，委托江苏代表雷奋等向全国各省发出通电，呼吁各省督抚起义彻底推翻清朝，拥护共和。
张謇并正式打电报给袁世凯，劝他认清国内各省已纷纷起义反清，趋于共和的现实，望他停止进攻，应即速返回北京，防止皇室逃亡，尽快与南方势力达成协议，避免内战，以确定共和政体，稳定全国局势。
张謇同时还分别给江宁守将铁良、两江总督张仁骏二人写信，劝他们放弃武装反抗。
由于张謇早年弃官从事洋务，有庞大的实业公司厂家需要打理，因此，在此南北议和期间频繁往返于南通老家与上海、湖北之间。而庄蕴宽就此长住“惜阴堂”，与赵凤昌联袂操纵策划有关大局诸项事宜。
短期内，收张謇通电后，各省纷纷独立，诸侯立即响应，并派代表来到上海“惜阴堂”议事。
不久，上海光复，江浙相继宣告脱离清廷。
其时在惜阴堂中，据赵尊岳文中记载，奔走最得力者，有江苏人黄炎培、沈恩孚、孟森、刘垣、冷遹、雷奋，浙江人诸辅成等。
于是先后来到的有十余省代表，早晚相见于惜阴堂。最后以十七位代表之力(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上海、苏州、镇江、南京、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重庆、成都)奠定了南京临时国会的基础，一切宏图大略都是共商于“惜阴堂”的斗室之中。
不久长沙黄兴、番禺汪精卫、余杭章太炎、桃源宋教仁、长沙章士钊、三原于右任先后来到惜阴堂，由于时局紧张，所以“筹事缜密，服劳勤挚”，为南北议和而积极奔走。山西景耀月、直隶张继、山东丁世铎、云南张耀曾等，也先后来沪陈述当地情况，咨询下一步的对策，惜阴堂内谋士云集，气氛凝重。从那时起，天天商议，日日部署。
筹划统一革命机构，建立临时政府，最早提议的是时任东三省盐运使的熊希龄。他在给赵凤昌的信札中有这样的记载：竹君老兄大人阁下：
时局风云一变，至此中国转机即在于是，所虑者，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均属响应，实未能有一统一机关，存亡绝续之交，必须组织临时政府，方得外交使团承认……。
大清朝被掀翻了，数百年基业塌台了，中国外有压迫，内部依然四分五裂，真正处在生死存亡关头。
赵凤昌颇为赞同熊希龄的提议，即刻与张謇、庄蕴宽、汤寿潜、熊希龄、黄炎培等发起，邀请已独立的十六个省咨议局代表和部分重要的革命党人在上海方斜路江苏教育总会召开临时政府筹备会，决定成立“全国会议团”，以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为宗旨，采用共和政体。这便使辛亥革命走向共和已非空谈，事实上是建立民国的最早源起。
张謇、赵凤昌、庄蕴宽一致认为，南北双方需先停战，方能谈及议和之后建立议会、设置政府等诸项大事。否则，一切无从谈起。而停战之事，必先派人奔赴湖北面见黎元洪、黄兴密谈，探听黎、黄二人想法，沟通渠道，方可逐步实施。
按照从古到今的战争惯例，先起事者，或先攻进城者为王。辛亥首义为湖北新军所为，黎元洪自然占尽先机，除袁世凯代表清廷的北洋军与其对峙，尚处在交战之中外，其它各省纷纷响应，相继独立的都督们都依湖北方面动向行事。
黎元洪此刻也早已在武汉高举义旗，宣布成立了军政府，属当仁不让的领军人物，并向各省发出邀请：速到武汉议事，共商立国大计。
赵凤昌认为，目前湖北尚处在交战之中，吉凶未卜，十分危险，并非各省要员开会议事安全之地。最好能说服黎元洪，将军政府依然设鄂，而把议会设沪，开会地点安排在上海租界，如此则有利于停战议和顺利进行。况乎古今中外，此类议和之事，都在第三地进行，早属惯例，并非无稽之谈。
从表面上如此一说，事实上，赵凤昌此举的更深一层含义，是把话语权争到上海，送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手中，让无兵无权、力量尚弱的革命党人借力行事，加重了和议谈判的筹码。
其实，真若各省要人云集武汉开会，这边有张謇与袁的关系可以疏通，赵凤昌妻弟洪述祖又系袁的首席幕僚。加之袁的目的也并非真为清朝卖命，置起义军于死地，必定休战，绝不可能炮轰武汉，与全国各省都督为敌。
彼时南京方面，江南提督张勋是维护清朝之死硬派，拒不起义，十分顽固且大开杀戒，杀死革命军及群众数千人。
黄兴是革命军当中有号召力的人物，跟庄蕴宽早有交往，正可请其赴沪统率江浙军队攻克南京。 有鉴于此，在赵凤昌、张謇的举荐下，在沪各界名流共推庄蕴宽为江浙沪总代表赴鄂与黎元洪、黄兴洽谈。（吴欢）
(摘自香港《大公报》 文/吴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