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态度
9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有4名朝鲜公民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国。乔晓光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当场答复：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显然，中国政府此前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而莫斯科的态度就比较谨慎了。
为了平息党内的不满情绪，同时也争取莫斯科的同情，金日成立即对此前受到打压的莫斯科派干部采取了怀柔政策。9月14日下午，朴正爱召集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干部开会，出席者约100人(占全部莫斯科派干部的2/3)。会议的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将改变对来自苏联的朝鲜干部的态度，并为他们平反。个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次斗争的主要矛头已经转向延安派了。从金日成等人向苏联报告的情况看，与8月“反党”事件有牵连的，主要是延安派干部，不仅活动主谋的崔昌益和徐辉，就连反对派中的最高层干部、党内元老金枓奉，都是陆续从中国回来的。据说，金日成曾讲过这样的话：参与政变阴谋的人都属于延安派。因此，金日成才会改变对莫斯科派的态度，集中对付来自北京的压力。
9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与苏共代表团商谈了处理朝鲜问题的意见。毛在谈话中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毛提出，中苏两党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毛说，“我们要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帮助你，但是你必须改正错误”，毛还对米高扬说，金日成对我们有情绪，不听中国的，这次主要靠你们了。米高扬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只说去谈谈看。
接着，中共领导人又与朝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毛一开始就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并通知他们，中苏两党决定派代表团明天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破坏你们”。毛还说，对于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应该打，后来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情报部长李克农甚至质问：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会谈中对朝鲜人的批评非常严厉，指责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党内充满恐怖情绪”。毛最后说，我们可以叫跑到中国来的同志回去，但回去一定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把问题拿到党的会议上冷静地加以解决。
米高扬和彭德怀等人到达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单独谈话，经过两次深谈，金日成原则上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9月22日召开的中央全会做出决议，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米高扬回到中国后表示任务已经完成，但毛指出：“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果然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此外，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迟迟没有结果，答应恢复尹公钦等人家属粮食供应的诺言也一直没有履行。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对于是否执行这些协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但朝鲜方面一直虚与委蛇，拖延不办。后来，波兰和匈牙利爆发危机，莫斯科和北京都去关注欧洲的问题，朝鲜的事情便暂时搁置下来。
1957年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中共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针。在这样的背景下，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在会谈中强调朝鲜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并向毛详细讲述了“八月事件”阴谋颠覆朝鲜政权的性质，取得了毛的认可。
回国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动，进一步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八月事件中反戈一击的金枓奉这次也没有逃脱厄运，先是被开除党籍，而后遭到拘禁，最后被送往顺安农场进行劳动改造。随后被肃清的，不仅有延安派干部，还有对金日成不满的其他派系的领导干部金元凤、赵素昂等。就这样到1958年底，在朝鲜形成了金日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八月事件”的阴影也云消雾散，中朝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