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官二代’”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年少时常住在中南海西花厅，却很少与伯父见面。极少接到伯父物质馈赠，甚至连一封亲笔信都没有，却被伯父在弥留之际惦念。作为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最小的侄女，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说：“我不是‘官二代’。”周恩来夫妇没有孩子，把周秉建兄妹当亲生一般教养。“说来现在的人可能觉得不可理解，我们那个年代，社会上真的没有‘官二代’、‘红二代’的说法。”周秉建回忆。
上世纪60年代，周秉建就读的北京市第三十三中学有不少高干子弟，大家都是穿粗布，吃食堂，“没有什么不一样”。
中南海的西花厅周秉建常去，但她从没见过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有一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与夫人来访，正和伯父聊天的周秉建自觉回避。“其实按常理说，同事带孩子串个门也很正常。但伯父绝对不给我们提供任何有优越感的机会。”周秉建认真地说，“防止特殊化”是伯父经常强调的。
拒绝优越感，并不拒绝责任感。周秉建认为，伯父有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让他们兄妹习惯“家事”也作“国事”考虑。1970年12月，在内蒙古“插队”已两年的周秉建应征入伍，穿上军装。当她来到西花厅向伯父报喜时，伯父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去呢?”周秉建照做了，又回到牧区劳动，成为一个牧民。
朱德为儿子事业定调：“不能当官，从工人做起”
朱老总一生有过几次婚姻，但就朱琦这么一个儿子。1916年朱琦降生时，朱德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遂为之取名“保柱”。
朱琦出世后，一直放在故乡四川抚养。红军到达陕北后，朱德在繁忙之余，常会勾起对离散多年子女的思念之情。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的1937年8月，朱德到南京开会，从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辕主任龙云那里得知朱琦在他的部队里，就曾向在四川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吐露过。周恩来颇能体味老总这番情愫，亲自布置人员依线索寻找，并将朱琦送往延安。
据说当朱琦被带到朱德身边时，朱德不由自主地扳过他的头，在右耳际处轻轻摸索，当触到胎生的“拴马柱”时，便抑制不住激动喃喃道：“没错，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
此后，朱琦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革命并入了党。1943年由于伤病，朱琦从前方回延安，被派往抗大七分校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工作的需要，朱琦被调往石家庄铁路局。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朱德对他说：“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以后，不能当领导当官搞管理，从工人做起，要从头学起”。朱总司令这么就给他定调了。就这样，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朱德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于是先当练习生，学习技术，后来又当火车司炉。朱琦腿有残疾，三年后他由司炉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后来，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虽然担负了一定的领导工作，但他还是常常作为司机驾驶机车。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每逢夏季，中央高层领导人常到那里工作和避暑。在北京与北戴河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而乘车的领导人有时也会在天津下车停留。
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会客室。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坐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朱德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是朱德。朱德看见全身黑糊糊的朱琦，心里也明白了。他说：“呵，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
朱琦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因为朱德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周总理等不时地保护，当时造反派不敢对朱德太放肆。他们整不着朱德，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是家常便饭。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上面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1974年6月10日，朱琦突然去世，没有留下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