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安昌浩在1922年已经获得了中国国籍，上海律师工会又向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和外交部发函，要求他们向上海法租界当局提出抗议，“以保国权”。
5月下旬，广州各界也相继通电反对上海法租界当局引渡安昌浩。
“虽然这场轰轰烈烈的‘援安运动’并没有让安昌浩最终获救，但是上海律师会对法租界当局的抗争，让法租界在此之后不得不在类似问题上有所注意。”石源华说。
最终，日本方面也没有抓到安昌浩与虹口公园爆炸案有牵连的确凿证据，但又不甘心将其释放，只能把他押解到韩国的监狱中关押。
1938年，安昌浩因病获准保释出狱，不久患肝硬化去世。
除了金九、尹奉吉、安昌浩这三个“虹口公园爆炸案”的直接相关人，大部分被拘捕的韩侨，在中国各界的声援和舆论的压力下，都先后被释放。
虽然韩国临时政府因这起爆炸案，不得不逃离上海，把总部挪到杭州，但这次行动的成功，也让金九和临时政府开始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青睐。
通过在国民党中央国际宣传部任职的韩侨的引荐，1933年的5月，蒋介石在南京亲自召见了金九，两人还照了一张合影。
此后，蒋介石每月固定拨给韩国临时政府5000元生活费，并且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吸收了不少韩国人，为临时政府培养军事人才。
金九也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座上客，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开始正式和国民党政府建立了联系，收到固定的各种援助。
“也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对金九的公开支持，让临时政府的内部失去了平衡，金九一派牢牢控制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权，朝鲜共产党的力量受到排挤，有些党员便转赴江西苏区和延安。”沐涛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虹口公园爆炸案’对中、日、韩三国历史发展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尹奉吉牺牲8年以后，1941年1月，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陕西桐峪举行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上，中、朝两国与会的全体同志为尹奉吉致哀。
到今天为止，上海马当路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仍然是几乎每个来上海旅游的韩国人必到之处，而“虹口公园爆炸案”，正是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时期最轰动的一个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