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1966年5月，又炮制出一份审查报告，进而诬蔑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一、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二、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是剽窃毛泽东思想；三、书中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四、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习仲勋，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
在专案审查的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的权力要借机整倒一批党政军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为非作歹，小说《刘志丹》冤案更是雪上加霜。《刘志丹》一书被点名批判，与此案有关人员遭到更进一步的迫害。习仲勋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65年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这位1952年由毛主席点名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曾被毛泽东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的传奇人物，亦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瑞也被关押，“习、贾、刘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在陕甘宁老区，成千上万基层干部和群众被说成这一集团的“黑爪牙”，遭到打击迫害。接着，康生、江青又诬蔑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结果，又有近千人受到株连迫害。
面对不白之冤和莫须有的罪名，习仲勋内心所受的痛苦可想而知。但他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且坚定地认为：“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出了坏人，这只是暂时现象，正气一定会战胜邪气，真理永远是真理。我虽然已62岁了，我还要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
16年之后，终于雨过天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组织部对小说《刘志丹》一案进行了复查。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人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阴谋反党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所谓习仲勋反党一案的真相，从此大白于天下。
(摘自《习仲勋的故事》，陕西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