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中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的外国人主要是些专家，对文革的态度当时也分好几派，一派是反对，一派是旁观，还有一派是积极参与。
像马海德啊，路易·艾黎这些人，一开始就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他们好像就觉得，我们是老革命，文革受冲击了。还有一种是以爱德乐（编者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外籍专家）为代表的，对此也不感冒，认为咱们是外国人，文革是中国人的革命，咱们靠边，不要去掺和。还有一派是像我父母这样的，原来人家就说他们是“百分之三百”，像阳早（美国人，时任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译校）、寒春（阳早之妻，时任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图片特稿社译校）、李敦白（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美籍专家）、史克（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美籍专家）等，又写大字报，又要参与造反，今天参加这个大会，明天去批判那个走资派，就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是自己的事了。
当时，阳早、寒春等4名美国专家写了大字报，要求对外国同志不搞特殊化，要求和中国民众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
这张大字报的背景，是文革开始时，外事管理部门有“内外有别”的政策。这些人感到自己是全心全意来参加中国革命的，被排斥在外，特别不高兴。大字报转上去，毛主席看了以后，做了个批示。这个“9.8批示”的大意是：他们及其子女如果愿意，应该欢迎他们参加运动，让他们跟中国同志一样。
之后，一批外国人就成立了一个老外的群众造反组织，叫“白求恩-延安”，我父母都是这个组织的。当时在京的外国专家大都住在友谊宾馆，有了主席的批示，外专局就得提供方便啊，就把南配楼的一个会议室拿出来免费使用，作为“白求恩-延安”定期开会的场所。
大人们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我们这些孩子们也不甘示弱，成立了一个“红星”战斗队，算是外国人的红卫兵组织吧。这些外国孩子大多不是在中国出生的，是1950年代、1960年代跟随父母到中国的。我们柯家弟兄三个，都是在中国长大的，但我父母觉得不能把西方文化都丢掉，对我们的教育兼有西化的内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横跨中外，跟这些外国孩子也能打成一片。
“红星”其实充其量也就十几个人，组织也不严密，而且缺乏“牛宫彭”那样善于组织和煽动的领袖，所以大家都有点不冷不热的。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反正是个挺好玩的事。外专局在南配楼给我们也安排了一间房。
我们有时候要学习，有时候要讨论，还要做些宣传。我还曾经一度被选为宣传委员。有一个巴西专家，是“白求恩-延安”的，特别支持我们青年人，给我们弄了一套油印机。我就在友谊宾馆那个红星队部里整天刻蜡版，还油印出一些宣传刊物。有一个哥伦比亚姑娘，挺热情，她用西班牙语写了一个大字报。我能看懂个大意，是批评友谊宾馆，认为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宾馆办得跟资本主义的星级酒店没什么两样了。
后来，这种状态逐渐就变了，特别是有些人的爹妈被“无产阶级专政”抓起来之后，我们没人管，开始进入颓废时期。我们的队部成了俱乐部，大家买些酒，在那过夜。这时候我们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当初的“豪情万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