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底，小平同志说，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我要亲自去看看。于是在1984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了深圳、珠海，看到经济特区确实是办起来了，确实是闯出一条路子来了，老人很高兴，为深圳、珠海题了字。回到北京后，他在和中央负责同志谈到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问题时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们的对外影响。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就在此后，小平同志向中央提议召开全国沿海地区14个开放城市会议，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此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84年4月，中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全国沿海地区开放城市会议，在会议最后一天，谷牧同志说，南生，你该发言了。吴南生说，我就不说了吧，谷牧同志和特区来的几位同志都一定要吴南生说，于是吴南生就在会上发了言。他回忆1979年4月小平同志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心潮澎湃，抑止不住大声说：“这,就是中国特区的由来!”
■后记
在访谈中间，于老拿出他写的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并抽出一份新到的资料对我说，这本书已经有英译本了，中央党校办的报纸《学习时报》也已经作了报道。报道这样说，此书出版的时间正好在邓小平百岁华诞之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前所长傅高义先生对译文进行大量加工，为此书英译本写导言。傅的前任就是费正清，费正清和他都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对邓小平很有研究，并热心编了这本于光远所著《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的英译本。于老告诉记者，书的标题是傅高义与出版社和他一起商量的。于老说，这本书你拿去看一看，它会加深你对深圳特区开放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了解，加深你对小平同志超人胆略、智慧和历史功绩的了解。
年届90，满头华发的于老虽听力不济，但思路清晰，谈锋仍健。作为历史转折的亲历者、参与者，他所谈的内容将作为一段史实而保留下来。采访结束时，记者特地为于老摄影留念，于老为本文题写了一段话———
这篇谈的是历史上的故事，谈的主要是邓小平做的和讲的事情，当然也是千千万万群众干的事情，下一篇需要新人来做，希望写得同样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