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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奎:参加起草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回忆

  二

  起草组集中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工作。

  5月31日,起草组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江泽民同志在会上讲话,就文件起草的意义、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和需要着重回答的问题,提出许多原则性的意见。构成后来中央《决定》的几个大部分,基本上都讲到了。温家宝同志对起草工作提出要求,强调《决定》在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要比十四大前进一步,在推进改革的政策措施上要有突破,长远目标要明确,起步要扎实。

  起草小组于5月31日下午、6月1日和6月2日全天,结合经济改革和发展实际,就文件内容和框架进行了两天半时间的认真学习和讨论。大家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都感到责任重大,也知道难度不小。要把十四大确定的改革目标具体化,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为了准确把握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进程,起草组明确提出,起草工作要力求做到:既要大胆解放思想,又要坚持实事求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既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总体设想,又要紧紧抓住当前改革和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重点突破;既要体现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吸收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又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总结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既要反映抓住时机、加快建立新体制的紧迫性,又要考虑到建立和完善新体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注意到它的渐进性;既要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又要能指导实际工作,便于操作。应该说,这是很高的要求。后来五个多月的起草工作,大家都是努力按这样的要求做的。

  通过两天半时间的讨论,初步确定了文件的框架。共分十个大的部分,每个部分写若干条。这个大的框架,后来一直没有改变过。至于每个部分写多少条,以及每一条的具体内容,是在起草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初期的讨论稿曾经是53条,后来归纳合并为50条。采取这样的构架,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个复杂的系统,文件涉及面很广,头绪纷繁,这样做便于剪除枝蔓,勾画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也有利于避免起承转合所难以避免的虚话,突出每一条的"干货"。此前和此后的一些中央全会决议,都采用过这种表达形式。这当然不是说,不可以采取其他表达方式。

  起草工作的程序,是按照大的框架设计,分成若干小组,分工负责;每个部分写哪几条,以及每一条的具体内容,先由各小组根据全体会议讨论的精神研究提出。我和陆百甫、李剑阁同志负责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各小组写出初稿后,由王维澄同志主持,进行初步综合并统稿,然后提交起草组全体会议讨论修改。参加综合和统稿的是我和桂世镛、刘国光、王仕元、陆百甫、李剑阁。全体会议的讨论修改,都是温家宝同志主持的。

  起草工作的进度要求,是按照全会召开的时间倒推确定的:6月10日以前分组写出详细提纲,11~12日对提纲进行综合,14~15日讨论提纲。一直到下发征求意见,每一步都有明确的时间要求,都是很紧迫的。

  经过半个多月紧张的工作,起草组于6月22日拟定了《决定》的提纲,报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审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6月26日讨论并原则同意这个提纲。从6月下旬开始,起草组用两个月时间,先后完成了第一稿至第三稿,于9月9日将第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意见,修改后形成第四稿,于9月20日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意见又作了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于9月底下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军队各大单位征求意见。十四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同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大军区的党委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对《决定》征求意见稿的讨论,并向中央写出报告。总共收到138份报告和修改意见,包括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2个部门和16位老同志的。这些报告和修改意见,都转到文件起草组认真阅读和研究。各方面对《决定》征求意见稿给予充分肯定,也以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对稿子大到框架结构、内容表述,小到遣词造句和标点符号,总共提出1050多条修改意见。与此同时,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先后召开党内老同志、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以及无党派知名人士、经济理论界专家学者共三个座谈会,通报情况并征求对《决定》稿的意见。之后起草组集中6天时间,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征求意见稿作了270多处修改。在此期间,我根据王维澄同志的安排,起草了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稿。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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