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伯达晚年，我是独家采访陈伯达的人。我曾希望陈伯达本人能够审定这部长篇传记。最初，陈伯达是答应的。可是，等我写得差不多，想送给他看，他却摇头了。他说，他年老眼花，无法看这么长的稿子，还是不看了吧。后来，我才明白，他以为由他自己来审阅《陈伯达传》，诸多不便。
正因为这样，他十分欣赏我的眼力和勇气。
在陈伯达晚年，我是独家采访陈伯达的人。
那时，北京的朋友常常见到我在北京，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在北京干什么。
直到《陈伯达传》面世，朋友们才恍然大悟。
很多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去采访陈伯达呢？
其实，我去采访陈伯达，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采写《“四人帮”全传》，很多内容都涉及陈伯达：
江青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副组长；
张春桥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
姚文元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陈伯达则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
所以，在写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副组长以及组员之后，进一步去写“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组长，当然顺理成章。
我十分注重作品的“原创性”。能够直接采访陈伯达，可以了解诸多第一手的高层情况，我当然以为非常值得。尽管在采访之后，能否出版，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当时曾说，即便十年之后才能出版，我以为也值得去做――我曾再三说过，我不求急功近利。
我一边采访陈伯达，一边着手写《陈伯达传》。到了1989年5月10日，我写出了初稿。
我曾希望陈伯达本人能够审定这部长篇传记。最初，陈伯达是答应的。可是，等我写得差不多，想送给他看，他却摇头了。他说，他年老眼花，无法看这么长的稿子，还是不看了吧。他说，他相信我能够写好这本书。
后来，我才明白，他以为由他自己来审阅《陈伯达传》，诸多不便。因为他要对每一章、每一节表示认可或者否定，这等于要他对他的一系列历史问题进行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