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包惠僧于1949年11月率全家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第二天，董必武就请他吃饭。董必武告诉包惠僧：“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
董必武免不了埋怨包惠僧几句：“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包惠僧胆小，当年做了国民党的官，生怕特务耳目众多，不敢再与共产党老朋友来往。想到此，包惠僧甚觉惭愧。其实，包惠僧和董必武私交笃厚。包惠僧本叫包晦生，跟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写成了“包惠僧”。后来，他干脆就改用“包惠僧”了。由此亦可见，包惠僧对董必武是何等尊敬！
1949年12月25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百忙中请包惠僧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吃饭。见面后，周恩来还是以老朋友相待包惠僧。那天，周恩来跟包惠僧作了长谈，最后周对包说：“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50年初，包惠僧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于同年12月初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
1952年8月20日，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任命包惠僧为内务部参事。
1957年4月2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有关部门给包惠僧安排了舒适幽静的住处，在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
五
在建国初期的那段时日里，包惠僧基本上处于“隐居”状态。如他所言，最初，“我除了学习以外，甚么事也不敢做。谢觉哉部长常鼓励我写点‘社会观感’、‘人口问题’之类的文章，其他领导同志也鼓励我写有关革命历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写。”在成为国务院参事之后，包惠僧的心境好了些，从“不敢写”到开始跃跃欲试要写回忆文章了。
1957年，新出版的第一期《新观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署名为“栖梧老人”。这篇文章以当事者亲历的口吻，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显然，作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这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外国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们当即把此文看作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新文献。
当时在国内，只有极少的人才知道这个“栖梧老人”就是包惠僧。
包惠僧不用真名而以笔名“栖梧老人”发表回忆文章，这大概是因为他大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感。
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在1990年6月22日访问包惠僧夫人谢缙云时，问包夫人“栖梧”两字的含义是什么？包夫人答道：“包先生从澳门回到祖国大陆，觉得新中国如同一棵茂盛的梧桐，而他只是飞来栖息其间的一只小鸟。这笔名也反映出他的自卑心理。”
走过了一大段弯弯曲曲人生之路的包惠僧，晚年生活还是颇为怡然自得的。但在“文革”中，他也未能逃脱厄运，一开始便受到了冲击。
国务院参事室人员复杂，各种来历者都有，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向他兴师问罪。一个拄拐杖的参事，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坚决革命的态度，竟用拐杖打了包惠僧的右腿。
在扫“四旧”的风暴中，为了不惹是生非，他叫子女将其珍藏40多年的陈独秀早期给他的100多封亲笔信投进炉中付之一炬。这可是一批顶级的历史资料！他原本是非常珍惜这些信件的，曾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封面上题《陈仲甫先生遗墨》，还特地为之写了前言，拟作永久保存。可这些信却在转眼之间化成了灰烬。惜哉！
包惠僧“文革”中大难不死，侥幸逃过了“十年浩劫”。
1979年7月2日，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神秘老人”，终于寿终正寝，默然辞世，享年85岁。
在他去世之后，他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手稿，在其夫人谢缙云女士协助之下，由人民出版社编辑整理，于1983年出版，全书32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