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伊藤博文；右，李提摩太。戊戌年康有为曾异想天开与二人商议“中日合邦”，并奏折报告光绪。
2、只关心捞权，整个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想尽办法欲挤进最高权力核心
康有为流亡海外后，不断宣扬“顽固派”绞杀了改革。确实，戊戌年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都站在康有为的对立面，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人站在改革的对立面。真正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支持改革的人，不愿意支持康有为的改革。
因为康有为自始至终只为他自己量身打造“改革”。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提出一个变法核心：“立制度局、新政局”。 康解释说：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维新之法，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兼立法定制机构，而非具体施政运作机构。但制度局“只负责议政”这个定位是骗人的，因为康有为同时又说：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则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等“十二专局”，“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十二局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换句话说，中央制度局虽然只负责议政而不负责行政，但新政的执行仍然会由中央制度局下辖的“十二专局”来负责。于是问题就来了：中央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该干什么去？
事实上，康有为不但想通过制度局架空中央和省部级现存行政体系，更次级的地方政府也被他排斥在新政设计之外，康说：“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这样一来，等于从中央到地方，新造了一套完整的官僚系统。这样子搞改革，朝野士大夫能支持康有为才怪了。
整个戊戌年，康有为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制度局能不能开起来，因为制度局能把他送入最高权力核心。他曾多次告诉梁启超，制度局不开，一切都是空谈，当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亟亟欲举新政”，想尽快进入具体的新政实施阶段时，康有为却表现得毫无兴趣：“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唯一一次，当他觉得自己可能取代翁同龢的位置时，他让徐致靖推荐自己，只字不提制度局。光绪对借变法之名，将从中央到地方慈禧的班子进行一次大换血，也是很感兴趣。从这里开始，维新已经滑向了权斗的深渊。光绪屡次责令总理衙门讨论制度局问题，但慈禧向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其结果自然只能是流产。康有为也觉察到了朝野内外普遍的反对意见：“我请于京师开十二局，外省开民政局。于是流言纷纭，咸谓我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矣。……于是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矣。军机大臣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制度局流产后，康有为改头换面，又鼓动光绪开“懋勤殿”、“置散卿”、“议政局”等等，结果无一不是流产告终。整个百日维新期间，极少见康有为上折子讨论新学堂怎么搞，新农商怎么搞、新军事训练怎么搞……他只是一面不断自己上折子请开制度局、懋勤殿，一面让人不断上折子推荐自己、梁启超、谭嗣同等进入制度局、懋勤殿。
康有为领着光绪，在制度局这样一条无政变之名却有政变之实的路上狂奔，自然不会有好结果。制度局给新政带来了莫大的阻力，什么都推行不了，时人记载，当光绪向慈禧请示懋勤殿问题时，“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以至于光绪“惧而未敢申说”。而光绪的一次率性冲动，一次罢免了礼部六位堂官，则被慈禧视作皇帝已迫不及待想要夺权的征兆。而当康有为有意把伊藤博文也引入懋勤殿时，慈禧终于坐不住了，“六君子”的人头随即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