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在刚解放了的邯郸，毛泽东批准建立了以左权墓与左权纪念馆为中心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朱总司令亲自捐款300万边币在园内修建了“朱德桥”。一贯反对搞个人崇拜的毛泽东解放后亲自批准保留左权县的县名。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结束南巡返京途中，专门在邯郸下车，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左权墓前脱帽致哀。1952年6月1日，左权的女儿左太北随北京八一小学学生代表给毛泽东献花，毛泽东知道她是左权的女儿后，立即收敛了笑容，眉宇之间显露哀伤。他拉着太北仔细询问：妈妈现在怎样了？你周末去哪里？最后毛泽东拉着左太北的小手郑重其事地合影一张。
上述一切都说明了毛泽东和左权的关系以及对左权的感情。左权的夫人刘志兰一直因为中央对左权的所谓托派问题没有做出文字结论而难过。1979年8月30日刘志兰曾给中组部写信，要求对左权同志被王明路线打击一案予以平反昭雪。当年12月2日解放军总政干部部给刘志兰复信说：“左权同志在历史上曾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迫害，但以后纠正了路线错误，当时虽然没有做出书面结论，而并未影响党对他的信任和使用，在左权同志牺牲后，中央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这就是实际上为他平反昭雪了。”
左权牺牲后，轻易不动笔不动情的林彪为纪念左权写下一首长达百多行的抒情诗，风格另类，情感真挚。
林彪（资料图）
红军历史上高级将领中有两位“年轻有为，文武双全”的人，这就是林彪和左权。两人同庚，都是黄埔毕业生，都深得毛泽东喜爱和重用，因而毛泽东将红一军团交给他们二人掌管(林为军团长，左为参谋长)，两人共事近5年，配合默契，情谊深厚。
左权和林彪的军事才能各有所长，性情和处事差别也很大。左权“心路宽，言路窄”，考虑问题很细致，从来没有废话。开会很少发言，但一说便击中要害。
左权和林彪二人共事时的工作习惯也不一样。左权有空就读书，爱总结爱写东西，他短暂的一生仅军事论著就有30多万字。
左权和林彪的性格差异反使他们工作中能互补，两人的合作期正是我党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他们带领的红一军团在毛泽东有指挥权时几乎保持了不败记录，红一军团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立下汗马功劳。
左权牺牲后，林彪非常难过，他对左权的夫人刘志兰说：“左权从黄埔毕业后要是不去苏联就好了！”这委婉地表达出他认为左权是因到苏联才“沾了托派的包”，政治上的“紧箍咒”与左权的牺牲有关。 轻易不动笔不动情的“三猛将军”林彪，当着刘志兰的面，一口气写下了“悼左权同志”的抒情长诗：
“左权！亲爱的同志，亲爱的战友，你！你躺下了！在你鲜红的血泊中躺下了，静静的无言的永别了。我惭愧，我们本来是在一起的，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战斗。然而当着你战死沙场的时候，我却没有亲自在你旁边，看着你、救护你、抚着你，握着你脉搏跳动停止了的手，马革裹尸还葬你的遗体。当着噩耗传来的时候，我从谈笑中立刻转入了沉默，坠入了沉思：‘这是巨大的损失！可惜一个忠勤笃实的革命者啊！’1932年我们东征打下了樟洲，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你不说空话，你忠心干实事。……在五次‘围剿’时你被调到同我们一起工作，这时恰是红军最艰苦时期的开始。……你所处理的事情是最繁的事情，白天行军作战，夜间又要计划周详，指挥有方，电话的铃声一夜不知多少次地催你醒来，过度的繁劳使你好说梦话，你说的句句都是战斗的安排。记得吧？亲爱的同志！多少次的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混战的漩涡，我们曾各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我们是越打越起劲的……”
这些句子，生动记述了左权、林彪这对青年将领并肩战斗的岁月。林彪以“凌霄”的笔名将其发表于1942年6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
朱总司令认为左权和“女同志中的佼佼者”刘志兰很般配，亲自为他们搭鹊桥，使得34岁的左权结婚成家有了下一代。左权对家庭非常珍惜，对妻女十分呵护。左权的牺牲让刘志兰哭坏了眼睛，在左权壮烈殉国几十年后，刘志兰仍在为还左权一个完整的政治生命奔波。
左权是员儒将，内心世界很丰富，是一个情感细腻的男子。他在苏联留学时，国内去的女同学很少，可有一位就爱上了左权。椐知情者回忆，这位林姓女友是知识份子出身，对左权非常之好。后来左权因“托派”问题受到严格审察，对方不得已离开了左权。
刘志兰生于1917年，比左权小12岁。她是北京人，与彭总夫人浦安修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和好友。一二.九运动时期，刘志兰很活跃，是北师大女附中“民先”队长并负责外联，许多老同志对年轻时的她记忆犹新。
刘志兰身段玲珑，肌肤雪白，明眸皓齿。讲话时口齿清晰，声音清亮。她读书很多，写文章很快且通顺流畅富于激情。她还有一手好书法，北师大女附中的不少同学以其字为帖练字。当年她为许多异性所爱慕。但她虽性格激情外向，接触人也不少，对感情之事却很慎重。在认识左权之前，她从未谈过恋爱。到延安之后，刘志兰、浦安修、叶群被并称为延安的“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