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书文（北京中山堂）：她在很小的时候，她父亲就给她讲这个人是为中国革命的，然后从小她就崇拜孙中山。
解说：在美国上学时，宋庆龄十分关注国内时局的变化，那一年辛亥革命骤然胜利之后，她的热情爆发，父亲给她寄来了共和国新国旗，她扯掉墙上挂的清朝龙旗，扔到地上踩，兴奋地大喊，高举共和国的旗帜。几个月后，她写下《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对这场革命给予高度赞颂，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决了出来，压迫导致这场奇妙的革命。她还富于想像地写道，革命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
李雪英：她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也就是说她长大成人以后，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
解说：至少当时在家人看来，这不过是一次寻常的会面罢了，或许连宋庆龄本人也根本不会意识到，从她踏上日本国土的那一刻起，命运正在将她的人生引向一条未曾设计过的道路上。
1914年9月，一个新变故让宋庆龄和孙中山接触的机会发生了改变。
李雪英：因为她的姐姐要去结婚了，就是宋霭龄要嫁给孔祥熙，这时候孙中山就没有秘书了。
解说：宋庆龄接替姐姐原先担任的英文秘书职务，开始每天与孙中山一起工作了，全新生活的开始使宋庆龄根本兴奋，她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的信中写道，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盛永华（宋庆龄基金会特约研究员）：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那么宋庆龄看到孙中山非常的困难，但是他很忘我，所以逐渐她就被他吸引。
解说：宋庆龄敬仰孙中山坚忍不拔的精神，崇拜他的英雄传奇，对于处在艰辛中的孙中山来说，宋庆龄的朝气让他感到振作与轻松。但是，两个人感情的苗头被宋庆龄的家人有所察觉，并试图将其冷却，当他们把结婚计划提出来时，来自家人的阻力，几乎成为一道无法越过的屏障。
盛永华：因为孙中山也是受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的这么一个人，宋庆龄也是在西方教授教育的，孙中山是不会让宋庆龄处在一种妾的地位，宋庆龄也不可能接受这种妾的地位。
李雪英：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孙中山当时颠沛流离，流亡到了日本，那么他（宋耀如）作为一个正常的孩子的父母来讲，我想他的出发点可能是要考虑到将来自己的孩子，要过一种非常艰苦的生活，他处于这种希望女儿幸福的想法，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嫁给孙中山。
盛永华：追随孙中山革命的这些同志大部分都反对，而且反对的很激烈。
解说：1915年暑期，宋庆龄已经被父母从日本叫回到上海，22岁的她显出了无助与倦怠，这个夏天，在这个富有而向来和睦的家庭里，有过争执与交锋、怒气与眼泪，宋庆龄坚定地宣布，除了孙中山，她谁也不嫁，父母难以接受，他们最疼爱的，一向温顺的女儿，平常第一次不听他们的话。
陈廷一（傅记作家）：实际他们把庆龄已经软禁在上海的二层楼上，阁楼上，由人看管不许外出。
解说：宋庆龄晚年在给老友爱波斯坦的信中说，父母看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他甚至跑去向日本政府请求，说我尚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预，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但我绝不离开我的丈夫。宋庆龄这段发自肺腑的话，也令爱波斯坦无限感慨，他说，她写这些话的时候已年过八旬，可以看出这事给她内心的伤痕也多深。
1915年10月24日，宋庆龄回到日本，下午1点半，孙中山去东京火车站迎接她，第二天，在日本朋友家里，他们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婚礼。
对于婚礼，宋庆龄在给美国最亲密的同学阿莉的信中这样说，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另一封信里她对阿莉说，我感到安定下来，感受到家的气氛，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但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
宋庆龄的父母不久就接受了这桩婚姻，这从他们送给女儿女婿的结婚礼物能够得到证明。
李雪英：作为父母，我想他们气是对孩子的爱战胜了一切，尊重自己女儿的选择战胜了一切，后来呢，他们又转变了态度，送给了他们昂贵的结婚礼物。
李扬帆：宋嘉树肯定是觉得这个事情，心里面斗争了许多了，但是他把事情分得很清楚，他后来是革命继续支持，而且对他们的事情也没有过多的干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里面，最值得推崇的，我觉得就是宋爸。
解说：孙中山也给自己的新婚妻子送了一件结婚礼物，这是件非常特别的结婚礼物，一把手枪还有20发子弹。
李雪英：孙中山在送给宋庆龄的时候说，其中十九颗子弹是留给敌人的，最后一颗留给自己，那从他这件结婚礼物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他每一天都在面临着这种颠沛流离，和要逃避追杀的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