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爱憎分明
彭德怀不是一个善于修饰感情的人，他的爱憎是直接的。1921年11月，彭因杀了恶霸而被追捕，在易家湾的湘江岸边，一个叫罗六十老倌不要他的钱就把他送过河:
船抵西岸时，我将汗衫交给他，他无论如何也不要。我跳上岸，将汗衫丢在船上说:他日相逢，留作纪念吧！（彭德怀，1981:10）
1930年7月，彭率三军团攻占长沙，戎马倥偬之际，他没有忘记去找这位罗六十老倌，将没收土豪的粮物送了他一些，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他不知我名和姓，我认其为恩人！”（彭德怀，1981:155）
有爱就有恨。第一次打长沙，国民党省主席何健逃脱，彭写道:
何健这只老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彭德怀，1981:154）
1969年《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批判他不要根据地，彭甚为恼怒。在详细叙述了1929年从井冈山突围的经过后，他以农民式的口语责骂文章的作者:
他不了解什么叫做根据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创造根据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只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主观主义者，他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随声附和地大骂违反毛泽东思想。让他胡说八道去吧，谨慎点罢，防止某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啊！（彭德怀，1981:118）
不少革命以骂娘著称，痛快淋漓，被视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标志，其最初起源也许就是穷人对穷人的天然感情、对富人的本能敌意。用贫富二分来分析社会并提炼感情，是革命动员的法宝，它是有力的，但又必然是粗线条的。不是爱就是憎，舍弃了人类感情的许多方面自然也就使爱憎抽象化，这是许多农民出生的革命家实施暴力革命、认同领袖权威和极端政策的心理根源。
实际上，不但广阔的社会领域，就是在革命内部，是非曲折也并不明确。黄克诚就发现，彭“性格刚强，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黄克诚，1994:262）张爱萍《怀念彭老总》诗云:“刚正不阿耻权术，万言上书誉神州。”爱憎分明与无处不在的“关系”是不相容的。这或许是彭个性的局限的，只是中国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又有什么正面价值？为什么每个人都得要适应这种恶劣的“关系”？把彭打倒的结果，是失去了忠义敢言之士，妥协、迁就、无原则的“顾全大局”、逢迎、拍马之风日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