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林彪
1946年的9月份，我们讲好了在车站上会面。那一天我们就在车站上会面，就上了火车，也就是我们这四个人，就是我，英娜还有林利、孙维世我们四个人。
我们在站台上等待，但老也不见立三的身影，我开始有些生气了，怎么是这样，妻子不远千里赶来，他却不露面，我当时还不明白他当时已经是个大首长了，能留给家人的时间非常非常少。
回国后，立三先后担任同国民党谈判停战的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重要职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建设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林利和孙维世后来途经长春和北平去了延安，那里正在准备撤离。林利见到父亲林伯渠，非常高兴，希望留在他身边，但一心想回哈尔滨参加话剧团工作的孙维世说服了她一起返回东北。按原计划，她俩应取道北平重回哈尔滨。但几个月过去了，却只见林利一人独自返回，我问她：“孙维世呢？为什么她没回来？”林利不高兴地说：“你还问我！还不是立三不让她回来，把孙维世给气坏了。”这种回答真叫我惊愕，忙问来龙去脉。原来，林利和孙维世在北平逗留期间收到了时任东北解放军对外联络部李立三所签署的一份电报，称孙维世绝对不得再回哈尔滨。“什么样的电报？”立三听了也感到莫名其妙，“我可从来没有签署过这样的电文。”他很快就猜到了事情的真相，马上去找林彪。如立三预料的一样，这封电报完全出自林彪夫人叶群之手。林彪在苏联期间曾追求过孙维世，叶群对孙维世一直怀有嫉妒之心，就耍起了这种手段。
林彪、叶群也住在铁路职工小区，和我们家隔街相望。因立三一个人住时没有专门的厨师，林彪便吩咐家里的厨师为他做饭，并派人送过去。我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叶群就带着小女儿来看望，此后就经常来我家串门，我有时也礼节性地回访。叶群殷勤地与我交往的目的不过是想找我练练俄语，提高一下口语水平。以前她在延安学过一些俄语，到了哈尔滨就更加感到俄语的重要。应该承认，叶群是比较聪明的人，学习外语的悟性也不错。为了学习俄语，她还托我给她介绍了一个俄侨女佣，但林彪不喜欢这样做，这名俄侨女佣很快便被辞掉了。
在我记忆中，叶群家里总是乱糟糟的，他们有很多勤务兵，家里却到处是厚厚的尘土，似乎无人打扫。房子本身的建筑质量虽不差，但走进去总觉得很不舒适，仿佛是身处一座久无人居的宅子，完全没有家庭的温馨。叶群进城后，换房上了瘾，光是在哈尔滨的短短几年时间内就搬过五六次家，房子越搬越好，越搬越大，但里面的气氛始终未变，一直保留着兵营式的样子。在家里，叶群俨然是最高司令，颐指气使地对服务人员发号施令：“递过来，快点！”“把东西拿过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听着觉得很不舒服。
有时叶群把我留下一起午餐，餐桌上的气氛也是比较沉闷的。叶群一个人在聊天，林彪则紧锁双眉，不苟言笑，很难听到他说话。每次见到他总觉得他有一种惶惑不安的感觉，好像他内心有什么不高兴或不满意的事情。这种情绪是否是冲着我来的呢？这种猜测常常使我非常不安，也可能我多心了，后来才听说林彪本来就是这种性格的人。
1949年10月1日，立三随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开国大典，我也应邀在礼宾台目睹了这一盛事。那天，天安门周围很安静，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庆典开始。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有几十万人，一片肃静，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只小狗从王府井那一侧跑出来，穿过整个广场。大家都喊了起来，快抓住它，这是“蒋介石”在逃窜，大家一叫，小狗吓得跑得更快了，后来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报道中，我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城楼前的这一幕。
立三与康生的斗争
1950年代是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年代，大家齐心努力建设新的国家和新的制度。新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堡垒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友好关系，立三先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中央工业部华北局等单位担任要职。我在北京俄语学院从事着心爱的教育事业。家里的子女都在健康的成长，温馨的北极阁小楼里经常是欢声笑语，高朋满座。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中苏关系骤然恶化，大批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国内政治气氛也日趋紧张，很多类似我和立三这样的国际家庭最终被迫离散，立三自然也成了众人视线的焦点。
康生首先抓住的把柄是苏籍学者郭绍唐访华问题(作者注：郭绍唐原是我党早期党员，1925年赴苏学习，后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他受冤入狱，流放西伯利亚，18年后才得以平反回莫斯科，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57年秋，郭绍唐应周恩来邀请，偕同苏联夫人及女儿回国访问。刘少奇、周恩来都会见了他，很多人轮流设宴欢迎。立三也在家里招待，邀请杨尚昆、李维汉等一些老同志参加。没有料到的是，这次老朋友间正常的回顾往事、重温旧情的聚会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殃及所有与之有接触的人。1959年庐山会议上，康生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认为当年郭绍唐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断绝同郭绍唐的来往。除此之外，康生还放出风声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1962年10月14日，立三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就我的问题向中央提出申诉，“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周恩来很关心立三的问题，也很了解他的为人和坎坷经历。他亲自找立三谈话，建议如果不愿和我离婚，就一定要让我转入中国籍。
我记得我们在颐和园散步，立三和我谈话。他说，李莎你应该认真考虑国籍的问题，做出最终决定，这对我，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立三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催促我，而是耐心等待，他总是说好好想想，权衡一下，想好以后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从他那个角度他是很有分寸的，为此我很感激他。
我想开了以后就去办理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这个事情从1962年到1964年用了两年时间办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