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讲道，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我完全同意中央这一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够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
陈云提出要把“文革”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翻过来，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认定“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他们不是叛徒”。接着，陈云对“文革”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意见：“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去考察。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同时，陈云为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随后，他又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这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最后，陈云还提出“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原因是，康生在三年前病死时，中共中央在讣告中给他戴了三顶荣耀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1977年3月，陈云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一次书面发言，但是他的发言被打入“冷宫”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因为，这次会议开幕式上华国锋提议“畅所欲言”，使得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很快地知道他在东北小组会上的“爆炸性发言”。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云的“爆炸性发言”，话虽不多，却扔出了5颗重磅炸弹，每一颗都精确地命中了目标。他的发言，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意识到，必须解决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左”的禁锢。只有先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才能讨论其他具体的工作问题。大家群起响应，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华国锋极想尽早让大会按照他的3项议题的轨道“运行”，所以在陈云发言后的翌日――11月13日，华国锋要求会议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在大会上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了说明。可是，会议并没有被华国锋“纳入”轨道，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做出强烈反响，打乱了华国锋的部署。东北组对陈云的讲话普遍支持，这是因为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是冲在最前面的省份之一，而吉林则是邓小平在前不久作了重要谈话的省份。
陈云再次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呼百应，在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声势。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这样，华国锋不得不表示接受党内压倒多数的意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郑重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338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根据与会同志的愿望和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认真研究。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正式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人，一律平反；薄一波等61人的问题是一重大错案，予以平反；彭德怀、陶铸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予以平反；为杨尚昆平反，重新分配工作；康生、谢富治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批判是合理的……
会议进行到11月下旬，华国锋建议，从27日起会议转入对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的讨论。但是，尽管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了，可是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检讨，如何保证经济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与会同志还是耿耿于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