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下，“己酉年 一九六九 先生八十岁”条目载：“……旧历五月十七日，先生八十诞辰。……阳历十月七日（依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算，为旧历己酉年八月二十六日乙卯）晨五时半，先生逝世。……。” 往事不堪回首望，至今日，大师离去竟已39年矣。
关于陈寅恪先生去世之情形，据当时留在陈先生身边之小女儿陈美延，于十月十一日奉母命写信告知蒋天枢先生说：“父亲于本月七日晨五时病逝。校革委会和省革委会都有同志（卽派人之意）前来慰问母亲。母亲现重病卧床，嘱我写这封信给您。”
两个半月后，十二月二十八日，陈美延又写信告知，“十月七日早五时半，父亲由于心力衰竭，又突然暴发肠梗阻、肠痲痹，不能救治，病逝。”
蒋天枢先生乃陈寅恪先生忠笃弟子也。令他万不能想到，于此信中还会得知师母唐篔竟也随陈先生远去之身影而去：“不久，母亲即因脑出血、高血压、心脏病等，抢救无效，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旧历十月十二日庚子）晚八时半病逝。”
唐篔、陈美延、蒋天枢，都是陈寅恪先生最为至亲至爱之亲人与学生，从前后两封信之简叙来看，陈寅恪先生之死，貌似平淡。
然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仅往前伸展三年，1966年开始至陈寅恪先生去世，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声浪中，陈寅恪先生并没有被造反派忘记，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了非人折磨：特别护理被撤除，助手被赶走，工资停发，存款冻结，抄家劫掠，财物尽失，大字报将陈寅恪先生居住之一号楼完全覆盖，有如一口巨大之白色棺材。这还不够，还要将高音喇叭搬进所居住之房屋，每至“革命者”高呼之时，便是老人受难之日。与陈寅恪先生同在中山大学之梁宗岱先生，其夫人甘少苏写有《宗岱和我》一书，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即便如此，“革命者”们也没有放弃逼迫陈寅恪先生交代各种“历史问题”，写“交代材料”。
真是很佩服陈寅恪先生，如此状况与环境下，其“交代材料”依然透着独立自由之精神风骨。看一下1967年4月2日陈寅恪先生让夫人唐篔所代写之“声明”：
“一、我平生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廿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可见，精神之折磨对陈寅恪先生来说，并不能消蚀其意志，其人格尊严与魅力在此时，更散发出咄咄逼人之耀眼光芒。
但是，肉体上之摧残，最终还是将陈寅恪先生击垮。1969年春节过后，陈寅恪先生夫妇终被扫地出门，迁至另外一处四面透风之平房。此时陈寅恪先生已不能吃饭，只能进几口汤水流食，最后之状况，最后之处境，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楚。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也不得不说“甚少有人知道陈寅恪的真实生存状态”，可以推测，陈寅恪先生夫妇是与孤独和痛苦相伴着，走完人生最后之二百余天。每想至此，泪流满面。悲哉！痛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