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给予西汉初年政论家贾谊很高的评价。贾谊论著以分析秦王朝得失的《过秦论》最为著名。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致田家英的信中说到贾谊的《过秦论》：“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已经有学者著文指出，“班固《汉书》并未略去《过秦论》。颜师古注《汉书陈胜项籍传》赞曰：昔贾生之《过秦》曰，引应劭曰：贾生书有《过秦》二篇，言秦之过。此第一篇也。司马迁取以为赞，班固因之。应氏所谓此第一篇也，即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一篇。司马迁取以为赞，并非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而是收入《秦始皇本纪》”，“毛泽东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当系误记。”(宏图：《班〈书〉未略〈过秦论〉》，《读书》1992年第4期。)
贾谊的《过秦论》，是最早的较系统地总结秦王朝兴亡的历史，较全面地分析秦政之功过得失的著名政论，其中也发表了对秦政进行文化评判的具有深刻涵义的见解。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已经大段引录了贾谊《过秦论》的内容，并且真诚地感叹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
《过秦论》说秦以弱胜强，终于实现统一，“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然而迅速败亡，是有历史原因的：“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所说的“仁义不施”，指责秦始皇等人以暴虐之术治国，终于导致了不可挽救的政治危局。贾谊还批评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而秦二世又“重以无道”，终于导致秦王朝的覆灭。贾谊的这种站在相当高的历史高度发表的批评，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引伍被语所谓“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汉书吾丘寿王传》引吾丘寿王语所谓“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盐铁论褒贤》所谓“弃仁义而尚刑罚，以为今时不师于文而决于武”，《汉书刑法志》所谓“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等，实际上都可以看作贾谊上述思想的复述。
秦政之失，在于“吏治深刻”与“赋敛无度”，是人们大都注意到的。贾谊特别指出秦始皇“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的事实，实际上涉及秦王朝专制政治在体制方面的根本弊病。贾谊说，“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这样的政权，“亡不亦宜乎？”以为极端专制的秦王朝迅速灭亡，是历史的必然。贾谊还具体描述了秦政的这一特色：“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侧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言论的严格禁锢，是专制制度的突出特征。不过，这种禁锢并不能平息民众的怨愤，反而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正如《过秦论》所指出的：“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
《旧唐书朱敬则传》写道，正谏大夫朱敬则在武则天当政时代曾经上书，借秦亡的历史教训阐发自己的政见。他说：“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张公室，弃无用之费，损不急之官，惜日爱功，疾耕急战，人繁国富，乃屠诸侯。此救弊之术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况锋镝已销，石城又毁，谅可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八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之礼以导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认为秦王朝在时势变化之后而政策“不知变”，于是导致败亡之祸。毛泽东在这段文字的天头有批注，重申了贾谊《过秦论》中的论点：“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第104页。)
毛泽东对《过秦论》的特殊重视，反映当时他对贾谊的秦政批判和秦始皇批判是基本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