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气与学生的心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挂冠而去的蔡元培，后来含蓄地指出：“因学生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依赖心，精神上的损失着实不少。”这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查毓英在给胡适的信里专门对青年们的风气提出尖锐批评。他说，北大学生热衷开会，每年大会小会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有些学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至将前什么会议代表、主任等字样印于名片”。大家无心学术，考试舞弊的现象频出。学校里高谈阔论的人多，实地做事的人少。
胡适在北大的十余年中，从教授到文学院长，再到校长，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学潮，学生罢课如习惯性流产。他尝够了“杀君马者道旁儿”的滋味，但却从没辞职过。
几乎在每一个“五四”纪念日，胡适或写文章或发表演讲。他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学生关心社会是好，但不要受骗，不要空谈主义，最不可取的就是罢课。胡适认为“罢课”就是偷懒和不负责任。
胡适始终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本质应该首先在于思想文化的启蒙。通过接触新世界的科学与民主的文明，使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复活起来。直到他生命的尽头，这种看法与信心仍旧没有动摇。1960年7月，在华盛顿大学举办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他以《中国传统与未来》为题做公开的演讲。在演讲的最后，他说：“简言之，我相信‘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传统，不曾被毁灭，也绝不可能被毁灭。”
然而令胡适感到遗憾的是，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本身虽然值得赞扬，然而就中国文艺复兴而言，他仍旧是个不受欢迎的干扰。因为在胡适看来，五四运动标志了中国学术界政治化的开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最终拉开了政治运动的大幕。胡适归国时所期待的思想革命远未完成，作为“新政治”基础的“新文明”尚未成形，便走上了政治化的道路。他当初立意要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基础，这个目标已经落空了。
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蔡元培写了首诗送给胡适，其中一句就是，“道上儿能杀君马，河干人岂诮庭粗”。胡适晚年在台湾，又把这句话说给了《自由中国》的同人雷震。胡适劝雷震不要再组建反对党，组党一定没有好下场。不久后，《自由中国》杂志被封，雷震被军事法庭判入狱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