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好不收”的反对派
但是另一方面，反对派的组织程度也是相当的差。整个运动由许多党派组成，从左派的社会党到极右的乌纳翁索 (UNA-UNSO，“乌克兰国民公会-乌克兰民族自卫”的简称，一个由退伍兵发起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从国会中有相当影响的三大反对党(祖国党、乌克兰改革民主联盟和斯沃博达党)到无数院外小党派、非政党类型的NGO和其他民间团体，从基辅市民到各省人士，尤其是基辅市中心“广场运动”的几十万参加者到中后期约有半数是来自基辅以外的乌克兰各地——这是现代史上首都广场运动旷日持久时常见的一种现象。
这些外地参与者如果不是当权者纯粹用钱雇佣来做戏的，而是真正“热血沸腾”、不惜劳顿远道前来的“愤青”，就往往会比本地市民更激进，有“既然来了就不能无功而返”的劲头，同时也更不受本地反对派组织的控制——或者说，本地反对派只有迎合他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们。如果本地反对派中也存在影响力竞争，而且又缺乏像曼德拉那样拥有强大道义资源和“受难圣徒”形象的人物来呼唤理性，那就很容易出现哗众取宠、“比赛激进”的场面，造成“见好不收”、难以妥协的困境。
整个“欧罗迈丹”运动中反对派的代表曾与亚努科维奇当局不断谈判，并且多次达成妥协。前期的妥协可能是亚努科维奇的缓兵之计，但2月16日、21日的两次妥协是在亚努科维奇逐渐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达成，他显然是大势已去，几乎接受了反对派的所有条件，很难说还是缓兵之计了。然而当反对派代表到广场上向群众宣布协议时，得到的或者是“群情振奋，要求乘胜追击”的欢呼，或者是不屑妥协、不满代表“软弱”的嘘声，唯独很少对妥协的响应。
事实上，2月22日议会所做的各项决议，大都是前一天反对派代表、亚努科维奇本人与波兰、法国和德国的欧盟调停人三方签署的协议内容：恢复2004年议会制宪法，年内提前大选，通过新选举法并成立(不受当局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否决紧急状态，释放被捕者，政府、反对派与欧盟三方联合调查流血事件真相，抗议者撤出占领的公共建筑，没收非法武器。反对派的胜利是那么明显，以至于俄罗斯调停人拒绝签署这个协议。议会后来调整的无非是把年内大选确定为5月25日。协议未提到的释放季莫申科其实也是顺理成章(54个地区党议员和32个共产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反倒是反对派议员有个别不赞成)。而由于亚努科维奇逃走，程序复杂的弹劾总统变成了简单的罢免总统。
可以想见，如果反对派能够在协议签署后迅速履约撤出公共场所，不给亚努科维奇以逃走的借口，他留在基辅议会同样会通过除罢免他之外的各项决定，而弹劾他则因程序复杂不可能很快进行。这样到新大选时他再下台，整个程序就会完美无缺。俄罗斯再恼羞成怒也难找到干涉的借口了。
但是协议在广场宣布时遇到的嘘声、获释的季莫申科到场号召民众坚持不撤、秩序恢复的缓慢和胜利者报复的威胁，都使得亚努科维奇不但有了逃走的理由，而且后来还反过来指责反对派并未接受先前的协议。尽管我们可以相信，即便那样，亚努科维奇还是会出走，俄罗斯还是会干预，但那就更显得强词夺理了。
曾经有段著名的对话：“为什么广场运动总是以(被镇压)失败告终？”“因为不失败它是不会告终的。”当然这里通常指的是专制国家，其实在专制国家也有以全胜告终(专制者被推翻)的事例，但应该说，在专制国家广场运动的确很少以妥协告终。不过民主国家就不是这样，民主国家的广场运动，从当年英国的“宪章运动”，1963年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1968年的巴黎学潮，世纪之交西雅图、巴塞罗那等地的反全球化大示威，到前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都是在既没有“胜利”也没有被镇压的情况下告终的。
问题在于，今天的乌克兰已经不是个专制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已经20多年了。尽管其民主制度还远谈不上完善，但已经不能说那里还是专制制度。亚努科维奇2010年上台后把议会制宪法修改为总统—议会制宪法固然增加了他滥权的可能，但即便是完全的总统制宪法，在民主国家也并不总是与民主抵触而不可接受的。亚努科维奇作为个人可能贪腐，可能滥权，甚至可能(在亲欧疏俄的乌克兰人看来)“卖国”，但“欧罗迈丹”之前的乌克兰国家基本上还是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并不是不会有广场运动，但这类运动在民主条件下通常都能够“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乌克兰人为什么就不是这样呢？“欧罗迈丹”式的场景如果发生在20年前，它被镇压会引起人们广泛同情和声援，它的胜利会引起人们普遍欢呼，但20年后还出现这样的场面，就未免令人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