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结尾强调，为此必须：第一，布尔什维克式地斥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进行无情的斗争。第二，在一切党组织中从上到下地严格遵守列宁的党的领导原则--集体领导，遵守党章所规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三，完全恢复体现在苏联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彻底纠正长期以来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
当《秘密报告》抛出后，中共中央最初的反应是有保留地接受，并开始在中国强调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两党论战的公开化，这种立场有所改变，转向全面维护斯大林。虽然形式上是三七开，但仔细读一读《关于斯大林问题》，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这一转变的根源首先在于理论上的分歧，于是，对斯大林的错误只承认有一些工作作风上的问题和一些政策上的失误。如对1937年苏联的肃反运动和大清洗，《人民日报》和《红旗》的社论指出，肃反镇压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内部敌人是必要的，只不过由于斯大林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肃反出现扩大化而已。
事实上，肃反岂止是一个“扩大化”所能包容下的？《秘密报告》指出：“经查明，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正式和候补委员139人中，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89人，即70%。……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遭到这样的命运，而且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而苏共十七大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其中的80%是在艰苦的战争时期即1920年以前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其中的60%是工人。赫鲁晓夫在讲到这里时，苏共二十大的会场上曾出现几次激愤的喧哗。
目前没有看到有资料对秘密报告的这些统计数字提出疑义，所以仍把肃反运动说成是必要的很难立足。更重要的，这一切是斯大林完全抛开了中央委员会甚至政治局而决定的，“只要是他怀疑的人，根本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即予以处决”，党章和宪法等都只是一纸空文。这里，我们不能不为那些冤死于集权专制下的革命者们感到悲哀，要知道正是这70%的中央委员们制定并支持了这种专制制度，正是他们选出了斯大林作为他们的领袖而又放弃了对他的监督。对于这种野蛮的做法，在当年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中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这实质成为一种认同，也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动乱埋下伏笔。
为斯大林的辩护还在于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恶化及出于政治需要等原因。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共中央认为，修正主义已成为一种危害极大的国际思潮，苏联的社会主义已完全改变了颜色，而根源在于资产阶级采用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在共产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赫鲁晓夫就是采用阿谀奉承、伪装革命的手段欺骗了斯大林的信任而合法接班的，从而篡夺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而他的社会基础呢，就是那些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缺乏在艰苦环境的锻炼考验，而逐渐发生和平演变的布尔什维克后代。这种认识在“九评”中讲得很清楚：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历史重任，随着第一代人年龄的日趋老化、帝国主义者的预言、修正主义者的出现，在第一代人的心目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