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9〕〔10〕〔14〕〔56〕〔89〕（美）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144、148、191、157、131页。
〔2〕〔71〕〔72〕《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1、81～82、141～142页。
〔3〕〔5〕〔33〕〔39〕〔46〕〔48〕〔53〕〔76〕〔81〕〔97〕〔109〕左舜生：《黄兴评传》附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136、137、142、144、144、145、155、184、175、167页。
〔4〕〔16〕〔26〕〔27〕〔29〕〔55〕〔57〕〔64〕〔66〕〔67〕〔68〕〔69〕〔70〕〔74〕〔77〕〔78〕〔79〕〔94〕〔100〕〔102〕〔108〕《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6、7、9～10、10～11、12、406、397、351、356、358、358～359、360、361、364、388、391～392、389、278、211～212、141～142、241页。
〔6〕黄远生有四篇报道记述孙中山的印象，其中说，“国民党之党魁中山，向主放弃蒙藏之议，无可讳言。其前次来京时，记者特致访问，再三问及此事，中山一则曰外交自有办法，再则曰此事属秘密范围”。《远生遗著》卷二，中国科学公司1938年版，第120页。
〔7〕〔95〕黄远生：《远生遗著》卷一，中国科学公司1938年版，第246、252页。
〔8〕上海《民立报》，1912年10月5日。
〔11〕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册，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第15页。
〔12〕〔51〕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6、718页。
〔13〕据薛君度分析，黄兴等人推举孙中山的原因除了他年纪较大，至少还有其他几个理由：一、他是革命先觉，经验丰富；二、他是广东人，与华侨联系广泛，有筹款的能力；三、他对西方更为熟悉。
〔15〕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父年谱》（第二次增订本），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11月版，1907年条。
〔17〕转引自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18〕〔28〕〔30〕〔37〕〔49〕〔60〕〔61〕〔62〕〔80〕〔85〕〔86〕〔99〕〔101〕毛注青编：《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2、91、123、155、54、241、242、250～251、268、170～171、171、61、164页。
〔19〕章太炎：《章太炎自定年谱》，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3页。
〔20〕〔21〕〔22〕〔23〕〔24〕〔25〕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版，第156、158～159、160～161、162、163、164页。
〔31〕《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6页。
〔3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3页。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6页。
〔35〕章太炎的说法有所不同：“克强欲自为大元帅，代表多屈从之。”在江苏教育会上，苏、浙二督都在场，章太炎反对黄兴为帅，认为他既然是黎委任的战时总司令，“不得以部将先主帅，且已推武昌为中央，焉得背之”。其他代表都不表态，汤寿潜称浙江有事走了。苏军偏将顾忠琛横刀直入，责问他们为什么议而不决，我是军人，不能容你们犹豫。各代表表示推黄兴为大元帅。章太炎说：“武昌先起，今处黎督何地”，因此又推黎为副。江苏都督部总务厅湖南章驾时听说后大怒：“南方倡义，可录者两大功耳，发难自武昌，下江宁者程公〔指程德全〕之力，黄兴何故得先之？若然，吾将举兵攻兴。”黄兴“大惧”，要将“大元帅”让给程，程也因为约束不了顾忠琛，不敢接受。陈其美得知，以商团四十人保护黄兴，名为禁卫军。见《章太炎自定年谱》，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7页。
〔36〕上海《民立报》1911年12月6日。
〔38〕在江苏咨议局再议时，当时主张以黄兴为元帅的大有人在，但“诸军汹汹，浙司令朱瑞尤愤”，最后将元帅、副元帅倒置。这当中，同盟会人就认为是陶成章与“嗾动军队”有关。见《章太炎自定年谱》，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8页。
〔40〕〔87〕〔92〕谭人凤：《石叟牌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28、83页。
〔41〕〔43〕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248页。
〔42〕郑曦原编、李方惠等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79页。
〔43〕〔47〕〔104〕〔105〕《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95、823、937、944页。
〔44〕（澳）西里尔·珀尔著、窦坤等译：《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页。
〔45〕〔52〕〔54〕〔88〕〔90〕《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1982年版，第63、24、69、65～66、66页。
〔50〕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29页。
〔58〕《远生遗著》卷二，中国科学公司1938年版，第122页。
〔59〕〔98〕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148、149页。
〔63〕《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221页。
〔65〕章士钊后来回忆，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一、克强败后赴东，仍与孙派合作，至欲强拉一非同盟会之旧友，共创机关刊物。外传克强反孙，显系造谤。二、强吾主持杂志，倡议者为胡汉民，可见孙派自审势孤，谋党内外大团结，克强实为当时作合柱石。三、孙派中却有如夏重民者一类激烈分子。吾另办《甲寅》后，夏重民曾捣毁吾林町社址一次。倘真共营一报，后患宁复可言？……”《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页。
〔73〕〔103〕〔107〕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上册，华中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122、122页。
〔75〕唐德刚说，孙中山主持铁道公司据说月薪三万元，结果铁路一寸未建，视察费用化了百十万两，账目也纠缠不清，报销不了。袁世凯指控他“贪赃妄法”，他是百口莫辩。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82〕左舜生：《黄兴评传》附录，第157页。但章太炎说，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国，章曾问他是否前去问候孙中山，黄兴的回答是“往则遭其詈耳”。他还说，黄兴身后，其忠实追随者与新附同盟会的谷钟秀、张耀曾等称政学会，以岑西林为首，与孙中山不和。章太炎在中间“颇任调和”，但因为隔阂已深，“不能合也”。《章太炎自定年谱》，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0页。
〔83〕〔84〕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59、679页。
〔91〕转引自吴相湘：《宋教仁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93〕1912年11月8日《时报》消息说：“沈秉堃、胡瑛、杨度欲联合三党重要人物另组进步党，并闻已得黎〔元洪〕、黄〔兴〕许可，此即袁〔世凯〕所发起救国社之变相，或能有成。”
〔96〕黄远生：《远生遗著》附录，中国科学公司1938年版，第23页。
〔106〕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