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员、党权与党争》，出版：华文出版社
对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改组派主角陈公博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有他所代表的阶级特质，国民党应该代表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并主张国民党党员成分应维持一定的阶级比例：农民占50%，工人占30%，小资产阶级占20%。但他又声明，他虽然主张有阶级，但不赞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各个阶级还未形成斗争的壁垒，故不会有阶级斗争。而且趁各阶级还未形成斗争的壁垒以前，可以通过“党的专政”去泯除不平的阶级。陈公博的这些主张，在清党以后“谈农工色变”、“谈阶级色变”的国民党理论界，自然令人侧目。
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国民党到底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孙中山生前并未确定。本来，所谓任何政党都必须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孙中山在1924年联俄容共以前本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国民党“一大”前后也没有明确提出阶级基础问题。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虽提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但这些语句是否意味着国民党高层当时已具有以农工为阶级基础的明确观念，尚存疑问。因为该宣言在谈到“民族主义”时，声称“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而在谈到“民权主义”时，则又称“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所谓“多数之民众”及“一般平民”，显然又不以农工为限。
国民党“一大”宣言，本来就是鲍罗廷起草的。在宣言发表前夕，孙中山曾要求取消这个宣言，代之以他本人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而在鲍罗廷看来，孙中山本人起草的纲领，充满了空想和空洞的词句，只笼统地提到“要满足人民吃穿住行这四个主要要求”，至于“人民”何所指，用什么办法去实现，孙的纲领中只字未提。鲍还提到，在讨论宣言草案时，凡涉及“工人”、“农民”之处，汪精卫等国民党人总力图用“群众”、“人民”等含糊不清的术语代替。在孙中山的理念中，本无阶级之分，也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他看来，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孙认为中国是“患贫，不是患不均”；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别。“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正因为此，孙中山生前对国民党应该以什么阶级为基础，并无明确认识，也不可能有明确认识。
最早讨论国民党阶级基础问题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如施存统于1926年12月所作的一本名为《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和训练》的小册子中，有专节讨论“中国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施氏认为，共产党是一阶级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是农工商学几个被压迫阶级联合的党。在这个被压迫阶级联合的党中，农民是中心阶级，工人是领导阶级。施氏当时的身分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其观点与当时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阶级基础的看法一致。这本小册子是施氏在中山大学担任政治训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中山大学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国民党的中央党校。施氏在中大政治训育课上大谈国民党的阶级基础，课后又将讲义公开出版，其影响当不在小。
国共分裂后，陈公博挑起“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自是一个十分痛切而又敏感的话题，故而很快在国民党内掀起一场激烈的论辨。陈公博声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