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史料还是不够，有缺失”
除看书面材料外，他们还要走访当事人，核实材料。关键人物不在了，就走访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当事人，这类材料被称为口述史。这项工作，从8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走访过的总有几百人。
每次采访，经文献研究室批准后，先跟采访对象联络。对方有时提出，要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在研究室与对方通气后，采访就可以进行了。
一般由研究室一位比较资深的领导人带着年轻人去，让年轻人做笔记、录音及事后整理。“我那会儿常带高文谦去访谈，要他作记录和整理。”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走访王力大约有七八次。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细节。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提出：路线只有左和右，没有什么反动路线。毛泽东做了解释，但依然采用了这种提法。
毛、周二人单独谈话很多，都没有记录，他们也不跟别人谈。所以，这一细节成了目前所能找到的文革期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的唯一证据。
廖心文和安建设都曾去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位于北京西单附近的家中拜访过。文革时，谷牧是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谷老每天都写日记，而且用毛笔，竖着写。”安建设说。
谷牧的日记为他们提供了不少线索。1967年的“二月逆流”之后，一批老革命家“靠边站”了。谷牧的日记记载着，1971年的五一节，周恩来积极安排老干部们都上天安门亮相，以促进他们的“解放”。
采访有时会持续数日，或者数次。对乔冠华、吴法宪、王力等人的访谈都在六七次以上。所有采访记录会整理出来，返回给采访对象，经确认无误后，归档保存。这些档案只供写作组的人使用。因当时周传和年谱同时进行，这些资料可以在两个组里共享。
即使工作如此细致，金冲及仍然觉得有遗憾：“有些史料还是不够，找不到。你问我写作中什么最为难，并不是对写周恩来的缺点失误最为难，而是有些重要问题找不到材料很为难。”
《周恩来传》上册是胡耀邦生前看的最后一本书。他曾说，对周恩来的军事才能，说得不够。
金冲及举例解释说，在西柏坡时，每次来自前线的作战电报都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他汇总后并在地图上标好，单独向毛泽东报告。最后在档案里呈现的，重大问题只有毛起草的指示。“难道周去找毛的时候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吗？指示中没有包括他的意见吗？肯定有，两个人也肯定讨论。但是这个过程没有别人在场。没有资料记载作依据，我明知对周的作用反映不够，也只能不多说了。”
而在文革期间，资料更是存在不少断点。“在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常写，这段时间，找毛泽东谈话。只有他们两个，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也就无法写了。”
材料的鉴别
对这些材料的鉴别，十分重要的参考依据，就是周恩来的工作日志和工作台历。
工作日志是计划，写着接下来几天要做什么，完成了就打钩。工作台历是一本日历，“很像古代的起居录，很详细”。
工作台历一开始由周恩来自己写。他会在每一页上写上，这天的几点几分，干了些什么工作，一天不漏。后来，他工作繁忙，就由秘书来写。
根据材料鉴别的规范，史料价值最大的，当属周恩来的手稿。
第二，是中央和地方的正式文件、会议记录等。
但会议记录有时也需要鉴别。文革初期，周总理多次会见红卫兵，有的时候谈话临时进行，中央来不及派出记录员，只能后期收集红卫兵自己印发的记录稿。
如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红卫兵谎称刘少奇的女儿发生车祸，骗斗王光美。周总理在与七机部造反派的两派代表座谈时，批评了这一做法：“这个动作确实不光明磊落——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揪到清华批斗，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嘛！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