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
在中朝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金日成进一步加快了向莫斯科靠拢的步伐。借着1956年11月1日苏联出兵匈牙利的举动，11月2日外相南日向苏联大使表示，朝鲜“今后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同苏联的友谊”，“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在朝鲜新大使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此外，为了取悦莫斯科，朝鲜外务省还不断向苏联使馆散布一些有关中国的消息，挑拨中苏关系。如中国副外长单独约见朝鲜、越南和蒙古大使，通报匈牙利事件；中国人说，苏联承认在对波兰问题的看法上犯了错误；李相朝有亲华情绪而轻视苏联等等。对于这些情况，北京未必一无所知，但却没有做出进一步反应。因为，这时中国看问题的角度也出现了很大变化。
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苏共二十大路线的看法逐步发生了转变，认为苏联放弃阶级斗争、与美国实现缓和的方针是错误的，并由此表露出对苏共继续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能力和地位的怀疑，特别是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
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中共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针。这首先反映在中国对流亡的延安派干部的态度上。中国地方档案中有这样一些材料：1957年3月4日，移居长春的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前组织部长金忠植(Kim Chyn-sik)给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写信，要求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递交有关他个人和劳动党的材料，并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若是在几个月前，这些材料确是中共急需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心了。3月16日，吉林省委书记富振声在与金忠植谈话时，不客气地说：“你从朝鲜来我国，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们曾经要求你回国，但是你坚决不愿意回去，我们只好把你留下来。”然后严肃地告诉他：中朝两党和两国关系一向友好，中国也“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最后，富根据中共中央的委托转告他，在中国期间，要尽量避免与朝鲜人及中国朝鲜族人接触和通信，更不能谈论朝鲜的问题。6月28日，前朝鲜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金俊根(Kim Diun-gen)、李熙相(Li Khi-Sang)写信给中共中央，希望在中国参加一定的组织生活。7月9日，中共中央联络部答复吉林省委：“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这样合适的组织给他们参加。至于帮助他们自学的问题，请你们就近指定一适当的同志，帮助他们自学。”
的确，此时的中朝关系有了迅速好转的势头。八月事件前后，中国政府对于朝鲜提出在1957年给予额外无偿援助或5,000万元贷款的请求一直没有回应，最后干脆予以拒绝。因此，朝鲜也取消了预定的以副首相金一为首的贸易代表团访华的安排。而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为了迎接1957年9月中旬金一率朝鲜劳动党中央经济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商讨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和援助问题，中国政府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和安排。10月25日，志愿军入朝作战七周年时，中朝关系的升温最为明显。金日成不仅致函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表示感谢，还专门给毛泽东发出贺电，毛泽东也亲自回电致谢。朝鲜政府还在平壤召开纪念集会，并组织群众开展慰问、立像和扫墓活动。几天后的十月革命纪念日，据《人民日报》报导，“志愿军驻地一片节日景象”。
在这样的气氛中，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在会谈中强调了朝鲜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并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八月事件“阴谋颠覆”朝鲜政权的性质，取得了毛的认可。毛泽东建议金日成路过北京时，把逃到中国来的朝鲜干部集中起来，宣布对他们实行赦免。毛泽东向金日成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人去反对朝鲜的。金日成回答说，“朝鲜也不需要这些人”。回国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动，进一步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八月事件中反戈一击的金枓奉这次也没有逃脱噩运，先是被开除党籍，而后遭到拘禁，最后被送往顺安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中国使馆获得的一份劳动党内部讲话材料称：到1958年初，朝鲜“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国家反党的宗派份子”，进一步肃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金承化、徐辉、李弼奎等反党宗派份子的残余毒素”。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特别提到了“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颂扬中国“以强大的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一切自然是中朝关系改善的结果。
此时，中共对劳动党和八月事件的看法已完全改变。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称赞金日成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是反帝国主义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还说，1956年中国和苏联派人去朝鲜解决人家的内部问题，用意是好的，但结果不好，方式不对。周恩来在1958年2月访朝回国后也说，从朝鲜跑过来的那些人反映的情况很片面，导致中国对朝鲜产生了错误看法。《人民日报》还摘要刊登了朴金(Pak Geum-cheol)在劳动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其中有一大段是专门点名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的。
为了安抚金日成，进一步巩固中朝关系，毛泽东还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撤回在朝鲜的全部志愿军部队。朝鲜停战以后，中国军队便陆续部分地撤退回国。1954年10月撤回7个师，1955年4月撤回6个师，10月撤回6个师，到1956年4月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还有44万人。在中国和苏联看来，志愿军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抗美国在南朝鲜驻军的主要力量。虽然1956年4月中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各方同时从朝鲜撤军，但是正如中国在向苏联通报时自己认为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为了减轻来自中立国方面的压力，对美国企图取消中立国委员会的主张的回应，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1957年1月周恩来访苏前夕，考虑到中国的立场，苏联外交部确定了处理朝鲜问题的既定方针。苏联政府认为应该强调，在目前局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继续驻扎朝鲜，“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然而，到1957年11月，毛泽东的主张就完全改变了。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与金日成谈话，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并指出现在形势大好，“东风压倒西风”，美国不敢妄动。这个建议令金日成感到惊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谢，认为如同毛泽东所说，这样做可以给美国施加压力。金日成回国后立即召集会议讨论，随即两次给毛泽东发电，表示劳动党中央赞成志愿军回国，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最后双方商定，朝鲜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要求双方撤兵，中国政府再表示响应和支持，然后开始单方面撤军，至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1958年1月8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通报了这一情况。1月16日苏联外交部答复，这一举动“非常英明”。于是，2月5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同时撤出南北朝鲜，实现全朝鲜自由选举，实现南北朝鲜和平统一。2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响应朝鲜的和平倡议，准备同朝鲜协商撤出志愿军，要求美国和其他有关各国也采取措施从南朝鲜撤军。不久，苏联政府也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建议。
2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商讨撤军的具体步骤和其他事宜。双方确定，从3月至年底，分三批实现全部撤军，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朝鲜问题应由朝鲜内部通过谈判解决，无需外国干涉。此后，第一批部队6个师共8万人，从3月15日至4月25日撤出；第二批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共10万人，从7月11日至8月14日撤出；第三批志愿军总部、3个师和后勤部队共7万人，从9月25日至10月26日撤出。志愿军撤退时将营房、设备和物资全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至此，在朝鲜作战和驻守八年之久的中国军队，终于全部撤退回国，此举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之间的友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