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后期，改无可改
沈志华说，苏联74年历史，大的改革机遇至少有3次。在斯大林之前，因应国内经济紧张和人民不满，列宁曾实行过“市场性质”的新经济政策。由于列宁很快去世，斯大林放弃了这一政策，开创出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之后是赫鲁晓夫，主张跟美国和平竞赛，国内发展经济，但是他的改革受到制约而不敢放手实施，被随后的政变迅速终结。
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阶段。沈志华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十分奇特，苏联重回到斯大林模式，且将其进一步凝固化。经济上，赫鲁晓夫的探索成果几乎全部抛弃，表面上的经济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国际能源价格的飙升和不计成本的国家投资。而国力增强和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商品的严重短缺和百姓生活水准的相对落后。
在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上，苏共干部队伍中形成以利益为诉求的官僚集团。军工、石油、外贸、农业、教育、卫生等等部门高官各自为政、各霸一方。与此同时，是社会的碎片化和道德体系的全面崩溃。
到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社会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以权谋私现象普遍存在，人们失去了社会公德意识。除了官员以权谋私外，“差不多所有的苏联公民(其中包括党和政府的官员以及警察)，都参与这种形式的非法或伪合法的经济活动”。人们生活水平的增长中止，住宅、商店、幼儿园、学校等社会建设骤然放慢。看不到希望的苏联人借用酒精麻醉自己，到1970年代末，苏联酗酒者比1960年代增加了一倍。1978年有近900万酗酒者进过警察局，超过600万人进过醒酒所。
“勃列日涅夫遭遇和造成的困境超乎外界想象，外界的人们只看到其光鲜一面，而看不到此时的苏共已失去了创新能力。”沈志华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堵塞了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所有通道，苏联丧失了调整和改革的最后机会。
“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
勃列日涅夫时期，许多地方领导人希望国家发生变化。“他们这些州党委和边疆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自己的角度看到国家的问题日益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己日夜辛劳，其中许多人对于莫斯科那些头面人物的镇静自若，感到无法理解和接受”。他们是苏共党内要求改革的力量。但是，他们最初并不敢公开提出批评，也不可能有方针政策上的改变。
有俄国学者早已意识到，研究苏联解体的人们通常都把关注焦点放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强调戈尔巴乔夫“改革”不当，但其实那些企图改变苏联局势、修正国内局势的力量所开展的活动，不但以前早已有之，而且实际上为后来发生的诸多变化作好了准备。
在苏联巨变前十年间，人们对苏联模式的怀疑情绪越来越重。1985年6月18日，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写道：几十年来，西方在经济上超过了我们，而我们继续跟在它们后面走，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几十年还达不到前列？我们的科学成果竟很快地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首先掌握和应用，这岂非咄咄怪事？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原本只是想对病人进行手术，结果发现是癌症晚期，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沈志华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