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认识的转变
特里尔生在澳大利亚农村，父亲是小学老师。在小学时他曾有个华人女友，这大概是他跟中国最早的渊源了。1962年在墨尔本大学拿到历史政治科学一级荣誉学位后，他获得奖学金去哈佛大学深造，并于1970年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在1964年第一次到达中国之前，特里尔尚不知道那将是他走运的开始。他顺利地在哈佛留校任教，又作为澳大利亚工党领袖随员访华，见过周恩来和郭沫若，趁着尼克松访华在美国掀起的“中国热”，他用三四个月的时间赶出那本《八亿人》，这本书直到1980年代依然畅销。尼克松访华期间，因为特里尔的中国经历，电视台请他做点评嘉宾。“中国完全征服了美国人，（尼克松）随行的人个个兴高采烈。”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总体而言特里尔不算很有幽默感，但在这场20世纪的大事件面前，他没有浪费揶揄美国人的机会：“那时如果我告诉美国观众，每一个中国小孩都是天使，毛泽东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他们也会深信不疑。”
早在60年代，特里尔便一直主张美澳应尽早与中国建交。那时候他还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我对中国的革命有些同情，”尽管他不怎么相信辩证唯物主义，但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很吸引他，“我想我确实相信过人类是要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要步入共产主义社会的。”
在回忆录中，特里尔没有详细说明他为何放弃哈佛的教职。实际上他从助教循例升到副教授，但在1978年合同期满获取终身教职的投票中落选。有人说他风头出尽，引人嫉妒；也有人认为他亲华亲共。某种程度上这也不无道理，在70年代的中国，他可以四处行走考察（有人陪同），所有人都明白这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何种意味。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我与中国》中，依然很少看到特里尔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批评。
哈佛时代的终结让特里尔经历了一个特别的阶段。“很难解释，有著作的成功，也希望自由，也许也有一些（对哈佛的）不满。我开始思考，我是要做一个学院里的教授呢，还是要做一个四处旅行演讲的作者。”特里尔说，“教授最开始确实是令人兴奋的，但在学校里教30年，重复一套东西，我想这不是我的天性。”
1976年对于特里尔是个重要年份，不仅仅因为毛泽东去世。这一年的天安门“四五事件”后，邓小平被撤职。特里尔跟一位中国外交官发生了争论，原因是他不认为邓是中国官方定性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你不能理解邓是反革命的话，你就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那位中国外交官说。
“他促使我对社会主义有了一些反思。”特里尔说。在70-80年代，西方世界工党政府上台推行的扩大公有制的经济政策，“并没起什么作用，这给了我一个教训，私人企业往往比政府企业更有效。”这位政治学博士说道。
离开教职后的10年里，特里尔把时间基本都花在两本书上——毛泽东和江青的传记。“坦率说来，在我开始研究之前，我并不知道毛这么有意思。”在书里他将毛比作“一半老虎和一半猴子”：“他喜欢西游记，那是猴子部分。老虎的部分是列宁主义（武装夺权）。老虎拿到权力，但猴子并不确定该怎么用。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得再做一遍——这就是‘文革’。”
特里尔保持了这种快乐，每本书都能让他忙碌3到4年时间，尽管它们已经没有《八亿人》那样畅销。“每本书都是生命的新阶段。”他说。
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毛泽东的话题在中国大概还不会过时，特里尔的名字也将被更多中国人记住。上了年纪之后，忆旧和对比恐怕已经是特里尔不能自抑的本能。2011年，他受邀到山东大学讲了两周的课。“跟1971年相比，完全是两个国家。”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