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这些女性进入延安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朱鸿召：生活上和男人基本一样，做早操、训练、读书、跳交际舞。不同的是，她们有着爱美的天性，比如说带去的一些漂亮衣服，都响应号召将之剪掉，打草鞋时做成装饰，既美观又不扎脚。发给她们的军服，将腰身收一下，显得更加苗条。
《周末》：没有不习惯吗？
朱鸿召：也有，一些来自南方的女性刚去吃不惯小米，用水也不习惯。但往往几个月后都会适应，加上平时训练，个个身体壮实，英姿飒爽。
《周末》：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这么多女性的情感问题如何解决？
朱鸿召：很正常啊，就像现在一样，如果双方有好感就可以谈，谈得不错就可以向组织申请结婚。但当时延安条件艰苦，都是集体宿舍，于是就有“星期六招待所”，星期六开放，5毛钱一晚上，双方还要自带被子，早晨起来分别再去工作。如果女方怀孕了，就可以分得一间窑洞，可以成家了。
《周末》：娶这些女性的，据说都是干部？
朱鸿召：大部分是干部。这些婚姻很多是由组织出面介绍，女性一般会同意，很简单也很现实的一个道理，干部享受的物质待遇高。还有当时结婚也有限制，比如说要符合“358团”，意思为“其中一位为团职以上干部，双方都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年龄之和为50岁”。
《周末》：有没统计过，当时去延安共有多少人？其中女性占多大比例？
朱鸿召：1943年12月底，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发言时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4万人中，女性接近一半。在延安的男女比例中可以反映，1938年延安的男女比例为30∶1，1941年为18∶1，1944年为8∶1，女性人数是在增长的。
《周末》：您如何看这批去延安的女性？
朱鸿召：如果放在今天，这批人绝对是最时尚最抢眼的女性。她们敢作敢为，敢爱敢恨，在那个革命的时代，她们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可以牺牲个人利益，现在很少有这种女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