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3年8月4日，作者：赵鼎新，原题为：《社会运动和“人民”登上历史舞台》
本文有以下两层用意。其一想告诫那些具有强烈精英主义、充满“国师”欲望、而对现实政治不甚了了的人，人民进入政治过程是近两百年来的世界潮流，逆之而行将是螳臂当车。其二是告诫那些有着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持有简单自由主义观点、但同样也是对现实政治不甚了了的人，人民政治完全不等同于美好的未来。
本文的论点是社会运动和革命都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到来而出现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源起于欧洲（指的是西欧，以下同）。随着传统精英政治在欧洲的垮台，“人民”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首先在欧洲，随后在全世界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不同价值判断构成了欧美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各种不同的问题意识，而对“人民”政治的庆祝则是西方社会科学乃至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误区。
读者可能会问，你说社会运动和革命起源于现代社会，难道陈胜、吴广起义就不是社会运动或者革命了吗？难道斯巴达克斯的奴隶起义就不是社会运动或者革命吗？我的回答是：虽然研究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能用来研究古代社会的抗争，但是古代的农民起义、奴隶起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和革命。一般来说，社会运动指的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组织化的、在一定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而革命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体制外政治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共性是它们的背后都对于国家和社会有着变革性要求的意识形态的支持。变革性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是社会运动和革命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集体行动的一个关键。在没有变革性意识形态支持的情况下，陈胜、吴广起义如果成功，他们就会像刘邦、朱元璋一样，自己当上皇帝，而整个社会结构（特别是精英集团的基本构架）则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奴隶起义也一样，由于没有变革性意识形态的支持，起义如果成功了，其结果往往是起义领袖当了奴隶主，而奴隶社会的根本结构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在古代社会，最为接近于现代社会运动的集体行动是宗教运动。
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是大量的历史材料所记录的却都是帝王将相的故事。我们也许会认为这是由于历史是帝王将相写的。其实，这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古代历史并不发生显著影响这一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社会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古典时代的雅典也许是个局部例外），只不过不同文明中的精英群体构成不同，因此有不同的政治形态。比如，宋朝以降，中国的精英逐渐结晶为两个主要群体，那就是皇族和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士绅官僚集团。古代欧洲的政治也同样是精英政治，但是欧洲精英群体的构成要复杂许多。在中世纪后期，欧洲逐渐形成了四个精英群体，那就是王族集团（国家）、贵族、天主教势力和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