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郭沫若的剧中，张仪奉命到楚国，向楚怀王提出要以秦国商、于一带的六百里土地来换得楚国与齐国断交。但由于屈原联齐抗秦的努力，没有得逞。张仪表示使命不能完成，无脸面再回秦国，只能返归故乡——魏国，并答应楚怀王要送他中原的美女。这件事让南后郑袖非常紧张，担心失宠。为阻止张仪前往魏国为楚怀王挑选美女，南后贿赂张仪，还和上官大夫靳尚合谋陷害屈原，让他背上淫乱后宫的罪命，并被世人视为疯子，从而失信于怀王。楚怀王将屈原罢官免职后，南后还要取其性命以根除后患。这样一来，南后郑袖就成了祸国殃民、残害忠良的主犯，她为一己之私，置屈原于死地，瓦解齐楚同盟，致使楚国面临巨大的灾难，最后为秦所灭，实乃国家败类、千古罪人。而上官大夫不过是从犯、帮凶而已。然而史实却完全不是这样。据史料记载，南后的确恶毒，剧中借靳尚之口转述的她谗害魏美人一事也是有的，但她没做对不住屈原的事，屈原的遭遇和她并无瓜葛。在楚怀王放走张仪一事上，她由于糊涂出过力，间接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态势，为后来楚国的灭亡埋下伏笔，不过她决不是罪魁祸首，相反靳尚才是造成屈原悲剧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曾两次谮伤屈原，第一次是在楚怀王面前，使得屈原被贬职；第二次是和公子子兰共同向顷襄王进言，造成屈原流放汉北，自杀身亡。他也曾收受张仪贿赂，促成了齐楚联盟的破裂，从此楚国国力渐衰，终于被秦国吞并。所以说，屈原的死，楚国的亡，都是一伙大男人干成的。这些君君臣臣，要么昏庸无能，要么奸诈邪恶，一起铸成一桩令后世历朝历代的人们扼腕长叹的千古冤案。而郭沫若却让一个女人来顶缸——南后郑袖为这一切背了黑锅。看来，被誉为现代文学革命运动中反封建的一面旗帜的郭沫若，还是不能摆脱传统文化中宣扬女性误国的历史成见和思维定势。
因此可以说，为左翼政治服务而虚构历史是郭沫若剧作《屈原》现代性的主要体现。然而这种现代性的外衣所包裹着的却依然是“古代性”的肉身——封建主义。这真是个绝妙的反讽。不过也不奇怪，后来文化界乃至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悲剧，究其根源，在思想内核上和这难道不是一脉相承的吗？屈原的悲剧，楚国的悲剧，二千二百四十四年后中国的悲剧，实际上如出一辙，这样的现代性是要予以彻底清算的。
郭沫若笔下的子兰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花花公子的形象，对婵娟先是肆意调戏，后又要挟威逼，对屈原面上一套，背后一套，既不好学又无信义，一副无赖嘴脸。关于这个人物的塑造，按郭沫若自己的说法，“我又把子兰认为郑袖的儿子，屈原的学生，为增加其丑恶更写成了跛子，都是想当然的事，并不是有什么充分的根据的。《屈原传》称子兰为‘稚子子兰’，把郑袖认为他的母亲，情理上是可能的，屈原在怀王时有宠，能充当子兰的先生也是情理中的事，故尔我就让他们发生母子、师生的关系。”
屈原当时任三闾大夫，这个职务掌管王族三姓的祭祀、教育等事务，子兰作他的学生的确有可能，至于拿郑袖当子兰的母亲，似乎也顺理成章，挺符合“有其母必有其子”的世俗看法，但到了“为增加其丑恶更写成了跛子”就有点画蛇添足了。“坏人的形象必定要猥琐，其年轻时必轻浮浪荡”之类的简单、浅陋的观点本不该出现于郭沫若这样的大作家的创作思路中，但如果把子兰写成四肢健全，勤奋好学，知书达礼的翩翩少年，又怕和宋玉雷同，不便凸显人物各自的性格形象特色。类似的情况还有剧中的令尹子椒，郭沫若是这样解释的，“关于令尹子椒的材料很少，《离骚》里有‘椒专佞以谄谩’一句，向来注家以为即是子椒。又楚襄王时‘是以其弟子兰为令尹’的，因此我便把子椒作为怀王时的令尹而写成了昏庸老朽的人。”其实“专佞以谄谩”与“昏庸老朽”之间的差别还是明显的，但之前已有了一位佞臣上官大夫了，为描写起来更容易些，令尹子椒的形象就要有所变化。如果一个普通作家写成这样不算败笔，但换成郭沫若就略显不足，他应该可以在细节的立体刻画上，将粗疏地分为同一大类的人物作进一步的工笔细绘，加以区分。也许剧作和小说不一样，难度会更大。
将郭沫若剧中屈原的结局与史料进行对比，很是耐人寻味。
司马迁是这样记载屈原的最后时光的，“遭到放逐的屈原，身体虚弱干瘦，脸色苍白憔悴，披头散发行走在江边的荒野草地上。由于内心痛苦悲愤，啸叫长吟。江边一位渔翁看见了他，问道：‘这位不是三闾大夫屈原吗？怎么会到这么荒凉的地方来呢？’屈原回答：‘世道污浊，而我却保持清白，众人沉睡不醒，而我却明明白白，所以我遭到了这样的下场。’渔翁就劝他：‘一个人的内心修为如果达到了最高境界，就会学会变通，不会呆板地看待万事万物。既然世道混浊不堪，你也可以随波逐流，大家都昏昏沉沉，你也可以稀里糊涂地混吃混喝。过于执着地坚守自己的道德理想，而换来的却是流放的悲惨下场。’屈原告诉他：‘刚把头洗干净的人，怎么还能戴脏了的帽子呢？必须先弹去帽子上的灰尘才能够戴上它，把身体洗干净了，也要换上清洁的衣服，没有人愿易洁白之躯遭到外界脏垢的坫污。不，我决不让自己美好的品行被世俗沾染。我宁死不屈，哪怕自沉于浩翰的大江中，葬身鱼腹也在所不惜。’说完后，他抱起一块沉重的石头，跳入大江的涛涛波浪中，结束了自己光辉而伟大的一生。”
从这里可以看出，真实的屈原决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但他的道德理想和封建主义、专制制度的现实是不可能相容的，于是他选择了以身殉道，因为他非常清楚地明白，在那个时代，“凤凰”只有自我毁灭才能完成“涅槃”的壮举，而郭沫若却以为“换掉服装，做一个耕田种地的农夫”就可以获得新生，这就决定了两人之间的巨大差别。郭沫若——这位现代的浪漫主义大诗人，终究不能理解更无法比肩自己艺术上的鼻祖——屈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