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那是个疯狂的夏天。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6月15日，全校召开女校长杨滨的斗争会。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四中学生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8月4日，一个冒充红卫兵的“反动学生”在王府井被发现，被带回学校，在操场上被活活打死。与此同时，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被游斗，被学生们拳打脚踢；8月25日，以四中几个高干子弟为首，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接连发布了十号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各种密谋正在进行，为随后出现的各种派系组织留下伏笔。由于出身问题，同学之间出现进一步分化。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
最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班同学T的遭遇。他生性腼腆，曾在入团书面“思想汇报”中坦白了自己关于性的想像，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状。谁料到，这些忏悔的细节被大字报公布出来，成为大家的谈资笑料。T被划为反动学生，从此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到底是谁把这些玩意儿公布出来的呢？我暗自庆幸，好在没有为入团干这类傻事。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一早在六部口列队等候，被人流裹挟着涌向天安门广场。我们雀跃高呼，踮脚仰望天安门城楼，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个绿点，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热记忆的深处，最难忘的就那么几个绿点。
暴力随着暑热升级，到处是批斗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满了血腥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红八月”，让人不寒而栗。
1966年8月2日，是我17岁生日。白天家中无人，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绪低落到了极点。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见，内心空空如也。
35年后，因父亲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车，经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铁栅栏后面的白色现代建筑群，突然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都没有，茫然摇摇头。“这就是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