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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记录历史 见证时代 克尽言责 敢讲真话

《大公报》在记录了中国现代史的同时,也参与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百年中,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大公报》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言论主张,瑕瑜互见,有功有过。过失和错误,可稽可考,但重要的是她能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知错能改,抛弃旧污,与时并进。

  是非功过 历史检验

  但是,由于历史和认识上的局限,《大公报》也有过迷惘和错误,尤其是20世纪30至40年代,对一些历史大事件的言论主张,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就是一例。《大公报》有时片面报道国民党方面的消息,指责张、杨,为营救蒋介石呼号,并于12月14日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的社评。国民党政府加印几万份,派飞机到西安上空散发。

  当时《大公报》比较认同“国家中心论”,由“国家中心论”出发,后来报道的几宗事件的言论就失去了公正。如:1941年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军队溃败,但散布谣言,指“八路军不愿与中央军配合作战”。《大公报》5月21日发表社论参与这些宣传。周恩来阅后,写信给张季鸾、王芸生,指出中条山其实并无十八集团

  军一兵一卒。《大公报》于5月23日发表《读周恩来先生的信》,说“必然拥护国家中心的国民政府……这是唯一的路,此外无路。”《大公报》报道1941年“皖南事变”的立场,以及有关社评,都是这个根源。

  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大公报》在受“国家中心论”影响的同时,更强烈希望中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抱开明态度,以开阔视野,探索中国的出路,敦促蒋介石落实“西安事变”中的承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2月16日《大公报》发表范长江《动荡中之西北大局》隐约透露内情,使读者知道国家局势面临重大变化。蒋介石大为光火,并为此责骂张季鸾。2月22日,国民党三中全会作出某种程度的回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进步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形成。对于抗日战争中《大公报》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上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指出《大公报》某些错误主张的同时,充分肯定其爱国抗日的大方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方汉奇在《〈大公报〉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指出:“周恩来总理1958年和费彝民谈旧《大公报》的历史贡献时,曾经肯定了三点,即第一,她是爱国的;第二,她是坚持抗日的;第三,她为中国的新闻界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这一评价十分中肯。”

  忘己无私 服务社会

  一家百年老店,能薪火相传,在风云变幻的社会大风浪中,100年基本不迷航,靠的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办报宗旨不动摇,这就是创刊时对“大公”二字的阐释:“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这是《大公报》一脉相传的办报宗旨,也是《大公报》的企业文化,更是《大公报》迈向未来,再创新世纪辉煌的传家宝。《大公报》著名记者朱启平说过:“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诳。到战场采访,工作第一,生命第二。”正因为《大公报》有像朱启平这样一批把自己所从事的新闻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并将这种敬业精神代代相传,才使几代人共同铸造了《大公报》这块金字招牌。

  忘己无私的企业文化,工作第一的敬业精神,是大公精神的集中体现。百年来,就是用这种大公精神,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献身中国新闻事业的杰出人才,被誉为“新闻界黄埔军校”。《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近代108位杰出新闻工作者设立了专门辞条,其中《大公报》人占了13条(包括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杨刚、徐铸成、费彝民、范长江、萧乾、蒋荫恩、孟秋江、陆诒、彭子冈),占1/9强。名列《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的《大公报》编辑记者有50名之多,是所有中文报纸中最多的,像著名政论家梁厚甫、著名报刊活动家及武侠小说家金庸、梁羽生等,不仅蜚声于时,在海峡两岸港澳地区及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贴近读者,服务社会,热心公益,为灾区募捐,是《大公报》体现办报宗旨的另一优良传统。1907年2月江南水灾,天津《大公报》发起募捐,报社创始人英敛之天天为募捐登台演讲,“丹心一片,热泪两行”,募得赈灾银11400多两。87年后,1994年华南水灾,香港《大公报》又发起募捐,港人“心系同胞,血浓于水”,募集灾款2400多万元,发往华南灾区。

  弘扬正气 与时并进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一个愚昧落后被世界列强欺辱的国家。如何在这样一个东方古国中以新闻事业为国民服务,确是一大难题。《大公报》不断开拓,探索出了一条从“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办报方针,到“贴近时代、与时俱进”的发展道路。这是几代大公报人的心血结晶。

  清封建王朝时代,《大公报》提出了“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这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思想反映。他们以“文人论政”的形式,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进一步发展了“文人论政”的思想,进而以“文章报国”,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对全国上下团结抗日,起到了重要的舆论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公报》热情支持新生的中国,以新闻事业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发展做出了贡献。香港《大公报》则利用地处香港的优势,向全世界客观公正地介绍中国,为在国际上正确树立中国的形象,为中国冲破国际反华舆论的包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舆论桥梁作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公报》又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为进一步扩大《大公报》在海外影响,在坚持办好海外航空版的同时,1993年创办了《大公报》菲律宾版,该报是目前菲律宾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1995年《大公报》创立电子版,是香港少数几家率先登上国际互联网的报章之一,随后成立大公网,是目前香港拥有最多海外读者的网络媒体。

  香港回归后,大公报不断探索如何在“一国两制”下进一步办好《大公报》,努力为《大公报》的下一个百年打好基础。为宣传祖国的西部开发,《大公报》创办了《大公报西部专刊》,有关新闻荣获2000年香港新闻奖全年大奖及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奖。为推动中国民营企业家走向国际市场,大公报率先创办了《中国民企专刊》,并在香港举办了颇具规模的“首届中国民营企业论坛”。从办报方针到版面内容,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弘扬正气,敢为人先,这是《大公报》百年常新的重要原因。

  • 责任编辑:晃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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